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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苦难中闪闪放光的名字，你不知道他多爱我们，你不知道他多爱他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天空。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号思黄。清末救亡名将。《猛回头》和《警世钟》的作者。光绪元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天华君性格刚烈，胸怀博大，少年即有不俗志愿；　“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确有其事循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天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　　　　　　　　　　　　　　－－－《述志》 　光绪二十九年，沙皇俄国侵我东北，其他帝国亦纷纷效尤。而清廷已是扶之不起的阿斗，只有俯首听命、任人宰割的份了。天华君啮指血书数十封，“备陈灭亡之惨”，邮至国内各学堂。后编辑《游学译编》、《新湖南》等书刊，宣扬民族革命。　　同年冬天，烛彻华人世界的《警世钟》、《猛回头》问世。天华君以激愤铿锵的文字、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把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列强的狼子野心，尽染纸上。他在书中写道:　　 “于今好比火线相连，只要一处放火，就四处响应。遍中国二十二个行省，都如天崩地坼一般，没有一块净土论．．．．．．”　　 “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今日朝廷所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　　 这两部书，情绪热烈，通俗易懂。一者以弹词说唱形式，一者用以白话文。扯起救亡图存、反清灭洋大旗，很快就深入民众之中。成为革命派反帝反封建的锐利武器。
　 光绪三十一年·血气方刚的天华君遇到了他平生中最为低落的时期。革命派内部小团体、小帮派利益出现矛盾，相处失和。这正是陈天华最为反感的事情，他曾在《猛回头》中写道： 　　 俺汉人，百敌一，都还有剩，为什么，寡胜众，反易天常？ 　只缘我，不晓得，民族主义，为他人，杀同胞，丧尽天良。　 　他们来，全不要，自己费力，只要我，中国人，自相残伤。　 这满洲，灭我国，就是此策，吴三桂，孔有德，为虎作伥。　 那清初，所杀的，何止千万，哪一个，不是我，自倒门墙。　 　山河破碎，而我们却忙着争这争那“窝里斗”。天华君一时间陷入悲观失望而不能自拔。于光绪三十一年秋冬之交在日本投海身亡。天华君至死不忘留《绝命辞》劝诫革命诸公，“坚忍为公，力学为国”。浩然之心，天钦地鉴。 　 留学生会馆，“一人宣读之，听者数百人，皆泣下不能抑。　　 公祭之日，数千人涕泪泗流。　 香港杏花楼追悼会，临吊者千余人。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湖南长沙民众迎天华灵柩归葬岳麓山。其时，岳麓山群山缟素，栖鸟缄默。五万余人的送葬队伍，绵延十里。人们为这个民族的命运哭泣，也为英灵以这样警告世人的方式而感伤。　　那些在艰苦危难中还念念不忘为小团体、个人争名夺利的家伙，一定会满面羞惭。就是在今天，这个刚烈而单纯的无私灵魂，也一定会使这个君逝百年而贫穷依旧、痼疾依旧的世界颤抖。　　泰山太高了！　 而我们．．．．．．

　 舒缓悠扬的古琴曲＜高山流水>,每每听及都给人以荡气回肠、神清气爽的感觉。优美的乐曲，传颂着俞伯牙和钟子期真挚的友谊。两位前人的名字并不见于正史，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钟子期和俞伯牙是中华民族友谊的典范.
冯梦龙先生的《警世通言》第一篇是这样记述他们故事的：春秋时代，大夫俞伯牙在归晋国途中，中秋遇雨，不得已在江边逗留。瑶琴一曲，仙乐飘飘。唤来了知音布衣钟子期。＜高山＞曲罢，又是一曲＜流水＞。音乐的丝线，使得两个素昧平生结拜为兄弟。相约明年此时此地再会。哪知翌年归来，物是人非，如约迎接俞伯牙的是钟子期的孤坟一座。俞伯牙遂割弦摔琴以谢知音。
有的人永远也不会理解这伟大的友谊，因为他们没有这出众的才华，更没有这出众的人生境界。“与势相交者，势倾而而交断;与利相交者，利穷而义绝。”但以音乐和人品相交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并没有因为钟子期的死而埋葬友谊。相反他们的友谊却得到了升华。比之今天那些建立在金钱、美女、美酒美食、权力和裙带上的友谊。钟子期和俞伯牙怎不令人由衷尊敬！　 没有如此高尚的人格与情怀，哪会有如此醇美的友谊呢？ 我辈敬俞、钟二人之才，我辈更敬俞、钟二人之谊，我辈更应敬俞、钟二位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