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为了筑堰，你收受了老百姓多少钱粮，落下多少回扣，从此你该变得多么富有！” 我知道这个想法无比下作，心里虽然很清楚，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官吏“古之吏也（荀子语）”。但是想到今人做什么事都要捞一把的行径，真叫人怀疑那德性好象是我们祖辈传留下来的。 －－－－－摘自旧笔记 特别反感”感激涕零”这个词,因为总是我们老百姓对权势者动辄感激涕零.但面对李冰父子这几个字时，心中却不禁想到了这个词…… 史书上没有李冰父子生卒年的准确记载。但好多学者都认定他是秦昭王时期的一位四川地方官。这位地方官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它在四川任职期间，修建了至今还在发挥威力的都江堰。且“李冰父子在都江堰之外，还在成都建了七座桥，修石犀溪，在崇庆县修文井江，在广部开凿盐井，在乐山三江汇流处治理河道，在宜宾治理水道，在什邡县疏通洛水河道等。”（《都江堰网》） 闻名中外的都江堰，造就了今天的成都平原，不仅解决了岷江泛滥成灾的问题，而且从内江下来的水还可以灌溉十几个县的土地，灌溉面积达三百多万亩。从而，把成都平原成就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李冰由此千百年来倍受中国人崇敬，尤其在四川人眼里，李冰是四川的象征和骄傲，他被四川人尊称为“川主”，各地还修有“川主祠”，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最为可贵的是，李冰父子当年筑堰治水，不仅只是为了防洪，更有一种兼利天下的理念，即“我用水让别人也用水”，考虑的是千秋万代。而我们修建水库大坝，不少人考虑的只是自己和部门的眼前利益，何曾考虑过别人吃不吃水! 某大河上的大坝们，就是用“上游独占”原则挑战“兼利天下”原则的杰作。至于中下游有水无水，跟我无关：“我舒服就行，你们死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若不是说这话的一身人皮，真叫人怀疑那是畜生！ 这不由我们更怀念化腐朽为神奇的李冰父子，据《史记》载：“（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但阳历零六年的都江堰却不再“水旱从人”，天府之国变成了灾难的汪洋： 水成了紧俏品!从今年阳历六月中旬开始，四川的气温就飙了起来，直到八月下旬.四川盆地变成了若大的蒸汽浴室，热浪令人苦不堪言。有一个县里的最高气温高达44.5度。有位网友说没有空调的公共汽车里气温可达51度。高温当然就少雨。溪水不见了，嘉陵江露出河床，通惠河断了流，成都平原的主要灌溉河流岷江流量创下历史最低。水田干裂，人畜饮水困难。很多地方农作物绝收。据有关部门统计说，旱灾蒸发了88亿元。 天府之国啊，有此大难！有人称五十年一遇。五十年前四川有类似的灾情吗？五十年前，湖南、广西、福建同时遭遇洪水了吗？ 那我们就要怪李冰父子了，都江堰怎么了，它不是挺管用的吗？ 这能怪前人吗？李冰父子左右得了滔天的洪水，却左右不了后人扬名立万发大财的雄心。中国人在祸国殃民的三门峡大坝之后，又一座三峡大坝。不仅创造了二百万的库区难民，还造就了今年四川等地的巨大灾情。当然，改变都江堰命运的，还有相关部门口口声声“发扬李冰治水精神,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紫坪铺和杨柳湖水利枢纽。 那么明年的四川呢，是涝，还是旱？四川人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就象当年的三门峡一样，花钱购买的是灾难降临，它留下的后遗症是那样刻骨铭心！
是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同都江堰一样，是为造福百姓而建的。譬如我们今天民间官员们修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和那个“白宫”，确乎跟造福苍生没有半点关联。这些只不过是当官的用纳税人的钱，摆阔罢了。 我们尊敬李冰父子，是他们成就了成都平原。我们敬佩他们，敬佩他们为苍生殚精竭虑，敬佩他们为苍生任劳任怨；我们鄙视，我们鄙视那些只要政绩来升官，只要回扣而不顾惜百姓的官吏专家。我们鄙视他们的人格，我们鄙视他们的财富，我们鄙视他们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阳光！ 人和人真的不一样，有的人来世间只为作威作福，象那些皇帝和大地痞、大流氓；有人来到世间只为沽名钓誉，象摆出“食用菌百里长郎”的官员们；有人来到世间就是为了逞强弄气，象“开着宝马奔驰撞人的主儿”；还有人来到世间只为孔方兄，求官生财不择手段，以涂炭生灵为己任。 而李冰父子也为官一任，他此生只为筑堰而来。这是他的责任和使命。 就象黄万里先生一样，生而为拦三门峡和三峡的大坝而来。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含恨而去。 但他们都深受人们的爱戴。因为他们虽成败而心为民。老百姓们不会世世代代糊涂下去。决不会永远为那些置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歌功颂德。所以李冰父子才会2200多年为人传颂（相信黄万里老人也会因他古道热肠活在人们的心中）。 谁会为那些只为自己的面子、权势、金钱活着的主子奴才们，用心唱完这一生呢?
（有人说，李冰是神话人物，历史没有此人。但这堰决不会平空而来，不管这筑堰的人叫王冰也罢，赵冰也罢，不管李冰这二字是不是如今天一样下属筑了堰，却在书上石头上留下自己名字也罢。我们心中敬佩和尊敬的只是那个筑堰的“人”。谁会对那些心中只有自己的家伙心怀崇敬呢？）
阳历2006年12月，北京昌平温都水城平西王府酒店，竟然开出了一天22万元的天价，创全国住宿的价格之最。据称：殿内摆设大部分为仿制品，但件件都价值不菲。“服务沿用清朝的宫廷礼仪，顾客不仅可以享用到满汉全席，还可以体验到当年王爷的待遇。 住一晚五星级总统套间不过万余元,而这一把王爷瘾就得22万元。看来中国人真是富得流油了？难道数十亿农村、山区、与城市贫民，他们那些沧桑的面孔、艰难的生活、辛酸的故事，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天空下吗！
一家人围着电视看郭达、潘长江加盟拍摄的《举起手来》，十三岁的儿子乐不可支，片子太搞笑了：小鬼子猛喝被我们小朋友偷换的汽油，口中喷出“四川大火”；日本指挥官踩到老大娘泼出的豆子上，由山路一直滑下去；日本军官从高处摔下，正好骑到一头猪身上；在斗牛士音乐背景下，用红布包住屁股的日本兵被黄牛赶来赶去…… 儿子快意地笑着，心中一定充满了复仇者的喜悦。
“日本人有那么蠢吗？” “就是，哈哈哈。。。。。。”
儿子根本就不看我。画面上潘长江扮演的小鬼子，半死不活地在晃悠。儿子笑得那么灿烂！ 也许你会说，你较什么真啊，人家不就是娱乐一下子嘛！
娱乐当然好了，就象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但我知道，周先生的电影没有拿我们曾经的苦难娱乐过。 更何况，在战争中我们的老人和孩子是保护的对象，你让他们如此从容地枪口中穿梭，合适吗？ 娱乐并不是没有底线的。正象那首欢乐的曲子《喜洋洋》，你不可以在失去双亲、泪眼模糊的孩子们前面吹奏。你会吗，那该多么缺德啊！ 想当年日本鬼子，自甲午海战进入中国就近五十年没有再离开，直到抗战胜利。这期间，他们烧我房屋，毁我田园，杀我父兄，奸我姐妹，抢我财货，掠我资源。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出了多少孤儿，出了多少寡妇，出了多少无家可归的老人…… 这可乐吗？
是我父兄的呻吟可乐，还是孤儿寡妇的哭嚎动听？没有东西就不要拍了，拍出来的东西有几个不是少盐没醋。省点钱，给山里的孩子们买个镆吃吧，不行吗？ 最叫人不可理喻的是，电影中的日本人实在太蠢了，一群蠢之又蠢的东西，竟然能够在我中华横行肆虐那么年，骑着我们的脖子拉屎，那只能说明：我们中国人还不如他们，我们简直蠢到家了！ 阿Q式的精神胜利，永远也走不到红海的对岸。拿着创痛巨深的伤口来取乐，只能加剧自己的痛苦，用无聊来做菜，你是娱乐大众，还是替日本人嘲笑中国人愚蠢呢？（阳历2004年）
热爱年迈多病的老爹 热爱白发苍苍的老娘
热爱妻儿 热爱家 热爱生活中的第一个空间
每一个空间都长驻芳华
热爱手中的笔，脚下的花
热爱远处飘来的微风，
还有吹进眼中的细沙
朋友，不只是一条道路 冤家，或许是一种解答
热爱农家破败的土屋 热爱都市林立的大厦 贫穷终归要走向富裕 土屋会幻化成一座金塔
热爱，就热爱自己的所有
哪怕它是一丝微弱的阳光 或是一朵业已枯萎的鲜花 每个人的世界都很精彩 绝美的诗，七彩的画
守住这份精彩
与自己的灵魂对话
学会热爱吧 有所爱必定充实 有所爱是这世上最为纯情甜美的花！
这是一个农家女的名字，的确，她的见识没有城里人高，学识没有专家精英们强，但这是一个令“精英专家们”分外脸红的名字，一个令怯懦怕事的男人世界羞惭无比的名字，一个让不敢做不敢当，却喜欢背后放冷枪的男人们咬牙切齿的名字。这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她做了许多男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 阳历一九六二年出生的熊德明，是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农民。 2003年10月24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路过龙泉村，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温总理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六小时内，熊德明拿到了被拖欠的钱。她也因此获央视“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一时间，名不见经传的农家女成了媒体的焦点。 2004年12月，她又一次为媒体关注－－－到温州为几十名矽肺病民工讨薪索赔。但这次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有的媒体则有“维权失败”的说辞，还有“有偿维权”的报道，讽刺挖苦迷漫在熊德明的四周。 在公平、正义和良知面前，纵然是有偿维权也是光荣的。那些背后放冷枪，说风凉话，没有正义感的人，永远是渺小的，熊德明这三个字才是伟大的！她至少有维护自己和别人权益的胆量，至少她还有一颗帮助别人的心肠。躲在别人身后只会咬耳根的家伙，根本就什么也不是，他们做人的资格也值得我们格外怀疑。 可敬的熊德明，她的勇气，她的胆识，她的人格，永远会在善良的世界中闪闪发光！
阳历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亚洲运动会结束，中国获得了165块金牌。日本和韩国仅五十余块。就在运动会还没有结束时，有人就在叫：我们一百多块金牌，小日本还不够我们的零头，看谁还敢说我们东亚病夫！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不仅在亚运会，就是在奥运会上我们的金牌也比日本多，雅典奥运会我们金牌数世界第二。但是国力跟金牌数并不成正比，奥运会金牌数世界第二并不表明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世界第二，亚运会金牌数亚洲第一也并不表明我们的生活水平亚洲第一。 相反，我们运动员在运动会中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却很难说是世界第几，特别是男子项目，一落后就放弃的例子比比皆是，丢尽了男人的颜面。
我们说，一个人要想取得别人的尊敬，仅有一个完美的体格是远远不够的。他的思想水平，他的意志品质，他的人格魅力，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几块金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只有把我们的人做好，团结一心，把国家搞好，那时候，我们心境平和，即便金牌数不如日本韩国，也没有人会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就算有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也不会多么在乎！因为我们有富强的国家，有和善团结的人民，有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那时，我们是自信的，我们心中能有什么不平衡的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东亚病夫呢？
年初去书店，看到书店的工作人员正在悬挂孔子像，心中顿时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正是这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先人，才有了后来近三千年的华夏文明，才有了后世灿烂的文化，才有了后世教育巨大的发展。 但是，老夫子毕竟没有做过皇帝，没有做过什么党的主席，甚至连个小小的山大王也没有做过。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教育家，他没有得到共和国应有的尊敬。他的像也很少在有书的地方悬挂。 教育家的像最应该出现在我们的学校。那是他们的灵魂所在,那是先人留给后人的福泽。对他们表示我们由衷的敬意，是我们重视教育的一种深刻表达。 不只老夫子，就是近现代为我国教育作出伟大贡献的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竺可桢等人，也很难在学校中找得到他们的蛛丝马迹。 一个对开创本民族教育基业的先人缺乏最起码敬意的民族，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肯定出了问题，他的教育还怎么会不出问题？今日中国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们就大有问题。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是有用的，决不能是纸糊的摆设，他们必须有用于社会、有用于民族，精神富有、人格独立、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然而，中国社会豢养的无用之才实在太多了。这些东西除了会吹嘘太平盛世外，身无长物。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发展的忧患所在！ 但是，对本民族教育家缺乏敬意的学校，却几十年如一日地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像。后来又加上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知将来后任的江主席、胡主席们会不会陆续涌入我们的课堂？ 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外国老人，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是那样遥远。他们当年擦燃的共产主义火花，根本点不亮孩子们心中的灯盏。他们作为思想家，完全可以进驻我们的图书馆，但要他们扎根到我们的教育环境，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再看我们的两位“苏联老大哥”——列宁和斯大林。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他们有什么教育理念泽及后人而让学生顶礼膜拜呢？特别是斯大林，稍读一点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这位二战反法西斯领袖，同时也是一个双手满了人民鲜血的屠夫。他对俄罗斯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难道我们是要把孩子培养成暴君吗？ 至于毛泽东，问题就更大了。姑且不说他在中国历史的定位。单就教育来说，他对我国的教育是深负罪责的。他一手炮制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教育的创伤简直太大了。从一九六六年起，他就下令停止高考，停止大学招生。直到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年（一九七七年），高考才得以恢复。但人才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国家经济的滞后与倒退。 对教育怀有敌意的人，竟然能够悬挂到学校的墙上，这种事只在热衷权力的国度中才有！ 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无一不是共和国曾经的当权人物；马恩列斯无一不是毛泽东当权时代，最有说服力的政治形象。也许有人说:悬挂他们的像是政治需要。这句话，几十年前讲就错误。我们的学校教育同政治根本就不是一码事！“突出政治”的口号、“读书无用论”、“停课闹革命”、”白卷英雄”……之类的闹剧,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饱经内忧外患之后，又一次灭顶之灾。中国社会全面扬弃知识和道德教育，这是一个多么骇人听闻的“神话”！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把中国人全变成无知无用的傻瓜，这跟亡国灭种有什么分别？ 试想，如果有小商小贩要进入我们的教室去卖东西，行吗？肯定不行！不要说教室，就是学校大门也不能让他进。因为他们与我们的教育无关啊！但是马、恩、列、斯、毛等人虽与教育无关。却比普通的小商小贩厉害了许多，昂首挺进我们学校，并且一直在这个阵地上盘踞了五十多年，我们就不为我们的教育感到悲哀吗？ 当然更悲哀的还有我们的孔圣人，这位民族教育的先哲，在文革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就站不住脚的攻击。 我们只有真正懂得尊重我们的教育先贤了，真正改变我们的教育思想了，才有可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我们才能国富民强，才不会重蹈人才凋零的大清朝之覆辙；反之，培养奴才，培养求官谋利的屑小之辈，那么等待这个民族的，最终将是满眼坟茔的废墟。（05）
淡淡清风淡淡山，四顾相邀无人言。灵峰峻秀孑然来，君君我我两相怜。
我们先人孔子活着的时候，就被尊为圣人。并且在身后三千年受到后人尊仰。就是那些唯我独尊的独夫皇帝们也世代不知脸红地封天封地封我们这位圣人。一个人生前身后都如此受人拥戴，由不得我们不深深揣摩： 做人的境界确有高下。老夫子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济世情怀，烛彻万代。令智者钦羡。令庸人笑骂。令混人费解。不要以为“知其不可而为之”有多么简单。常人根本就做不到。也绝对不会去做。常人最注重的是眼前的利益。想也不会想十年百年以后收益的事情。 人来至这个世界，决不只是为吃喝玩乐。他对天对地对苍生对自己都是有责任的。每一个生命来到世间都有自己的使命。生逢春秋乱世，学识广博的孔仲尼以培养人才为匡济天下为己任。时效固然慢，但老夫子培养的学人却在以后的时光中，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难怪老子当时钦赞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确，老夫子在世之时并没有给当时人民一个安定的生活，夫子临终前听到的是弟子子路卫国被杀的恶噩。但是明明知道自己难以力挽乾坤，老夫子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他踏踏实实地能为社会做多少就做多少。这也许就是后人阐释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就是圣人和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常人觉得自己的努力如果没有结果就会心灰意懒，甚至可能还会走到努力的反面。而我们的老夫子却直到生命的最后的一刻才停止了博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啊！没有责任感的人他做不到。对同类缺乏爱心的人他做不到。没有足够学问修养的人他更做不到。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种人生境界!
他的弟子和后世学人们并没有放弃他的追求，孟子、荀子、董仲舒、王安石、张横渠、张居正、顾炎武、王夫之、胡适、蔡元培、蒋梦麟、梁漱溟……一代一代儒者，以自己行动实践着老夫子的梦想。这就是老夫子的个人魅力所在。修齐治平成为一代代儒者的追求。 生活在更为动荡的战国时代的孟子，也同老夫子一样，游说各国，宣扬自己的主张。力图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比孟子稍晚的荀子，则是在学术上大大发展了老夫子的主张。他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口口声声“圣贤不足师”的变法先哲王安石，其实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他以他的行动捍卫了儒家尊严。而一代大儒张横渠先生对老夫子的思想也作了进一步阐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 老夫子的著书立说，老夫子的学养品格，老夫子的教育行动。无一不维系着他为万民造福的理想。这样的境界怎么会不与有责任敢担当的后人心心相通，怎么会不感染后世人继承他的衣钵，又怎么会不令人无比敬仰呢？
砥柱中天立中流， 时光如水荡泥土。 无私无畏即自由， 真理在胸笑在口。
－－－杨伟名写于1967年春节前
这是一个充满了灵性和责任感的名字－－杨伟名。在这个农民倍受歧视的今天，他的名字更是格外荣光。读读这个名字，让我们用心想想，我们的农民天生就是要受到歧视的吗？ 杨伟名，一九二三生人。陕西省户县城关镇农民，曾任大队会计兼调解委员。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天灾人祸，河南、四川等地逃荒农民流入关中，一斗粮换一个媳妇的事时有所闻。眼见自己家也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一九六零年，他写出了《谈小麦播种量问题》，送给当时的人民公社作参考。希望能来年多产点粮食，好让人吃饱点。但是一九六一年的收成还是让杨伟名的希望落了空。梦中“红红火火的日子”并没有出现在人们面前，庄稼再度欠收，市场供应紧张。社员们的口粮每月不到三十斤，而且一减再减。政府却迟迟没有解决农民燃眉之急的方针政策。
位卑未敢忘忧国！杨伟名心急如焚。在那个“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专制时代，人人自危，动辄“右派”、“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会扣到头上。即便是今天，我们的国人又能对时局说什么呢？但这个民族的苦难在他的胸中激流汹涌。他在一九六一年，接连写出了《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 困难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和《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四篇文章。 这四篇文章，读来真叫人为那些尸位素餐的人们汗颜，真为这个明大义敢担当的诤诤男儿拍案叫绝。他在文章中说：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建设飞跃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跃都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40%，也绝不会影响其对70%或60%的领导作用。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 在一片唯唯诺诺声中，杨伟名以他非凡的胆识，给那个混沌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清流。使得我们后人为那个年代能够少一点羞惭。一九六二年，欲罢不能的杨伟名写出了断送生命的却又给他身后带来无比荣光的《当前形势怀感》（后来也称作《一叶知秋》）。在文中，他概述了当时社会状况：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并果断指出，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交流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９年，中国曾有地方试行“包产到户”，结果被视为搞资本主义，遭到禁止。１９６０年，安徽等地又实行此法，毛泽东仍持保留意见。到了１９６２年，毛泽东开始把它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公开批判，“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几乎成了同义词，当时的国家党主席毛泽东，对“单干”是坚决反对的。杨伟名讲领袖最反感的话，无疑冒天下之大不韪。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既然我们中国的“大救星”毛泽东给杨伟名定了性，也就给杨伟名和他的文章判了刑。杨伟名也就开始了他遭受毛泽东的好战士们洗礼的命运。最终，杨伟名不堪忍受折磨，于１９６８年５月５日晚，同妻子双双服毒身亡。当时风雨交加，老天爷也为这位忧国忧民的伟人哭泣。 2002年9月 出版的《南方周末》登载了柴子文先生的《杨伟名的精神遗产》： “真理不在别处，就在人们的心中；不管是满腹经纶、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还是普通工人、农民，谁尊重事实，谁就接近了真理。 人们为昔日勇者擦去灰尘，不是也不需为他戴上新的光环。搞新的偶像崇拜，最根本的是要铭记过往岁月的残酷教训，坚守尊重事实、尊重常识、尊重理性的精神，这是杨伟名留给我们时代的最可贵的精神遗产。” 户县县志上没有杨伟名的名字，据说因为他不够级别。
唉！ 屠夫张献忠做的官大，他称过帝啊，可他配人的称号吗？汉奸们做的官大，可他们哪一个不是遗臭万年。文革中把牛皮吹上天的人，官是做到县团级了，品质够县团级吗？那些够得上县团级别的户县大人先生们，有几个能够名标青史，又有哪个能叫人心怀崇敬呢？他们有几个弥留之际能够毫无愧色地说，我多少算给大家做过点有用的事，我这一生没白活。 就让我们的心中立一块碑吧，为杨伟名先生那颗为国为民的心。为国家，为了我们民族曾经的苦难。也为了我们将要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