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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早期来大陆求学的台湾大学生，总会问大陆学生：抗日是谁打的？大陆学生当然回答是共产党,尔后就被台湾学生追问得张口结舌。在张口结舌之余，我们应该摸摸我们颈子上面那个东西，它到底长在谁身上？
也许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时起，或者更远的年代，我们的嘴就再也不会说自己想说的话了。久而久之，脑子也就没了用处，不得不长到那头叫猪的圣明脑袋上。按民间习惯，猪是一年一杀，按照自然规律，皇帝一茬一茬报废，但我们的脑子，却依旧酩酊在皇帝腐臭的尸体上狂啜，犹如辛勤的蜜蜂。
北京人在明末的这一天，来了脾气———–怒火三千丈，仇恨的火光映亮了刑场中猪头上血红的眼睛，刽子手快意地一点一点地割着受刑者，一钱一块卖与四周愤怒的人群。霎时，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副骨架，内脏也很快被抢食一空。
“吃尔肉、喝尔血”，乃是这个民族泄恨的最高形式。那么，是什么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这么招北京人恨呢？这仇恨来自那个叫祟祯的皇帝，他中了满人的离间计，把阻挡满人入关的名将袁祟焕,当成了满人的内应。皇帝猪脑子说的话，那叫圣旨，哪会有错!华盖之下匍匐可怜的人们，当然是同皇帝一起同风雨共飘摇、同仇共恨了。待到大清朝把真情披露，他们早就把吃肉喝血的事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仿佛那是别个傻瓜做的一件蠢事。若要有人象今天一样逼他们忏悔，他们一定会憋红着脸，大声叫道：多亏了满人爷爷，咱才吃到了人肉!
主子永远是对的!这是他们颠扑不灭的真理。没有脑子的人，你不能指望他有什么出息。不管谁当主子，他们都会伺候着，闯王来了迎闯王，纳不纳粮他不管；满王来了接满王，甭说剃头发，只要不剃那个吃饭的家伙，剃什么都成。
宣统末年，武昌弄出了天大的一个动静。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立马从金銮宝殿上跌下来，摔了个粉碎，但奇怪的是，那猪脑子却安然无恙，继续行使着“承载万千子民”心灵寄托的重任。而那些没脑子的游魂，继续在世间游走，继续为新主子发热发光。君不见膏药旗边，“大日本皇军万岁”穿云破雾；君不见青天白日旗旁，”中华民国万岁”声嘶力竭；君不见五星红旗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直叫得地动山也摇晃。
触目惊心的“文革时代”，猪脑子在此时登峰造极：为了向大救星表达“誓死捍卫的忠贞与热诚”，人们大写效忠信；大跳“忠字舞”；还纷纷把魔爪伸向了自己的父母长辈、兄弟姐妹、友人情人和同事。尽管如此，人们也并没有赢得“伟大领袖和导师”的芳心。正如张庆达先生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中所言：五五年反胡风运动中的干将和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被反右俘虏；反右漏网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网打尽。同样，毛泽东战友们的下场也是如此。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其中林彪的下场最惨，他一家三口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
而把脑子牢牢挂在自己脖子上的人们，下场更加悲惨。作为思想者，他们在肉体折磨之外，又负荷了巨大的精神煎熬。
弃医从文，欲用一杆秃笔为中华民族把人“立”起来的鲁迅，在国民政府的禁锢之下，不得不经常变换笔名，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一百五十多个笔名，见证了鲁迅先生“用自己脑子思索”的艰难。但比起建国后的作家来，鲁迅先生同时又是幸运的，他不但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且还无生死之虞；而共和国的思想者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
带着自己的脑子回国的水利学家黄万里，因对“三门峡大坝”的修建提出了异议，而罹遭近二十年的迫害。平反之后，他又用脑子告诫人们“不要上马三峡工程”，但没人理踩。直到临终前的最后一口气儿，老人还在惦念着三峡。
23岁就写出《雷雨》的天才剧作家，建国后再也没有象样的作品问世。在铺天盖地的斗争之下，他被迫停止了思想。被强力打造成“活死人”。他心中多少蹉跎，多少苦闷，多少彷徨，恐怕苍天也算不清楚。 还有个高贵的灵魂，为了免受心灵的桎梏，在一个“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季节，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他融入了大明湖的水晶宫殿。有人撰文说，老舍之死是一个未解之谜。说这话的人，如果不是装糊涂的话，那他一定弱智。
无缘无故，谁愿意去死呢？有个词语叫“垂死挣扎”，从这个词的本义，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人类求生的本能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什么叫人跨越了生的渴望和死的恐惧，那只有问我们当年的红太阳了。
而有“死’的想法的人，又何止老舍先生一个! 孙犁先生在他的《删去的文字》中就说：每天那种非人的待遇，我常常想到用死来逃避它;目盲腿残的陈寅恪(音为确)先生，在连续两年抄家，大字报贴到了床头，又被迫“口头交待”时，说：我譬如在死囚牢。
“永不批孔”的吴宓先生,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超脱了痛苦——他疯了!直到老人弥留之际，他还挣扎着，机械地重复着那凄厉的叫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拥有自己的脑子，竟然是一种奢侈!
公元一九七六年，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心中的红太阳终于陨落了。这时，一个硕大的猪脑子在我们的天空怪叫：没毛主席了，我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看来，受虐惯了，头上没有鞭子心里竟然会发痒。
怎么过？
真实的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还到西方落下。它比红太阳要永恒，要无私，要温暖!如今，几十年过去，对着红太阳的像，我们再摸摸我们的猪脑袋，你不会惊讶——它居然还在!而且我们的肚子再也不会饿得咕咕直叫，我们手中的窝头也变成白面馒头了。 然而，那些没有脑子的游魂，那些人格尊严尽失的游魂，那些没有快乐自由的游魂。依旧循着过去的轨迹滑行着，猪脑子也有惯性啊!所以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橱窗外，很难听到象巴金老人那样发自肺腑的忏悔声，多的是些“拒绝忏悔”的绵绵秋雨。
拨乱反正后，开放了，搞活了，还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我们的脑子还安安静静地在猪身上呆着。就是不肯越过这百年的沧桑，回到我们身上，用下跪来恳请“青天大老爷”开恩的事儿不时发生，领导废寝忘食、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还在广泛流传。 07年6月30日，在河北省邢台市出版的《邢台日报》上，刊登了一幅原名《总书记来到人民中》、现名《全家福》的画。画中：胡锦涛先生坐中间，好象谁也没看，而大家的眼睛身体却全都朝向他。见此画，真恍如隔世。《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去安源》、《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仿佛又回到了眼前。还有那《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红太阳》之类的歌，还有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生活中的胡锦涛先生，就这样旁若无人吗？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物品，一上市就一抢而空。尔后，我国的一些学者、教授、歌唱家“出口内销”归来，也登时身价百倍，炙手可热。这一热就热到了今天。

公元2007年8月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登载了署名“旅美学者”刘再复的文章《返回古典，就是返回我的六经》。按理说这美国镀了金的，一定是大家风范。哪料，这文章第一段，就叫人看到了一具皇帝的死尸——–“总统，这一至尊名号”。这出过海、留过洋的人，身心尽染西方民主自由之精神，怎么会认为总统“至尊”，应该“人民”至尊才对呀!你以为那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皇帝吗？这想法，也只有中国人那奴才骨子里才有。

浏览至第三段，又生生地被绊了一下：
“全生校长非常谦卑，我到达台湾的那一天，他亲自到桃园机场接我。” 请注意“谦卑”二字，自大之情溢于言表。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敬重你，对你的态度谦和，并不表示人家比你卑，比你微，比你劣，比你差。倘若你不承认他自大的话，则是他用词方面出了问题，那作为学者，这更不可原谅!
至此，我再无读下去的理由。对着题目上方的编者按呆呆发愣：
“编者按：刘再复先生认为，四书五经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还有相对独立的另一支即由《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六祖坛经》、《金刚经》、和《红楼梦》组成的六经。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呜呼!传统六经之外，还有自己认同的六经。作为一家之言，本无可厚非。但学者们一旦将它公之于众，这说法就有了公众性，它就不能是信口开河、痴人说梦之辞。叫人难以理解的是，六经本是先人传于后世的六种实用性学问，而刘再复先生的六经，却是六本自己认可的书。古人给我们留下的书太多了，为什么影响刘先生的这么少，且跟六经一样，也是“六”个，为什么不是一个两个，或是一百单八个呢？

再看刘氏六经的共同特征：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这三本书还沾点边。可“讲因果，修来生”的佛教经典《六祖坛经》、《金刚经》，它的自然、自由与个体在哪里呢？特别是刘氏六经中的“文艺圣经”——《红楼梦》，虽如刘先生所说“想象瑰丽、奇特”，但终究不过是一个有财有势的家族的一曲衰亡哀歌。里面充满了对生命、对自由、对人性的践踏，里面充满了我们这个民族对金钱、权力的幻梦，“重自由”从何说起，“重个体生命”哪里可觅呢？若真个“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恐怕也唯有用“影射、附会”之学才能取得吧!
如此留美学者，真叫人不敢恭维。难道”旅外”，竟然是人们出名卖文的一条终南捷径？
忽然想到，钱锺书先生《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他不也是渡海留洋归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