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 internet

太阳从东边红崭崭地升起，又黑洞洞地自西方落下。年复一年，只平添了脸上的皱纹和心中的疤痕，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生命那充满活力和诗情画意的天地。
“要想永远支持最初的浪漫，真是不容易。”诗人的话饱含着对后来人的警告和对过去的惋惜。
谁都有年轻时绚丽的岁月，绯红的梦想和无畏的勇气。可随着岁月的消逝，这茂密的原始森林被无情地消磨。只剩下了一片片光秃秃的山岭，垂头悲哀。　　但地球尚未覆灭，人的年龄应当永远年轻！追随着大海的壮阔，蓝天的蔚蓝，展示着它无边的永恒。谁让平庸和无聊湮没了自己，谁就湮没了自己的生命，而成为名符其实的行尸走肉。
一个人的生活，正如那无垠的天空，它需要太阳来照耀，需要蔚蓝来点缀，需要广阔来充实，需要雷电来刺激。如果一味在平庸中厮磨，在患得患失中营垒，在钻营溜须中品味，那该是多么惨淡的人生、扭曲的灵魂和无底的深渊。　　“当你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个真实的自己。”
诗人的话，不知散尽了人间多少郁闷和愁结，我们真的应该跨越一下，跨越一个“真实的自己”，去捕捉一份人生的美丽！(初稿于1991年春)

我知道，超然物外的漫谈，是不需要落脚的基点的，所以，古今中外的东拉西扯，管它有多少内在的联系，全凭听者的悟性，去将其中的立意或贯穿，或附会。由此知道，英、法、美、俄等国的罗列，那怕只是枝节上的相似，也要杀开一条血路，来为毛泽东的“文革”冠以“太忠诚‘五四’的文化理想”开道。
道是开了，但让它们并马同行的却是一对生死冤家。一个是“他认为大权旁落，要把落到刘、邓手里的政治权力拿回来”，另一个是“毛泽东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长达六十年的文化理想在发酵”。
这就是朱学勤的正负关系论，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理解为跟“五四”正相关的关系，而不象知识界流行的把它想象成负相关的关系。此论高则高矣，也迥异于知识界肤浅的就事论事，不过，让人不好理解的是，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又何来“长达六十年的文化理想在发酵”？莫非毛泽东撑不住六十年文化理想发酵的膨胀，在导演这埸残绝人寰的文化革命时，“要把刘、邓手里的政治权力拿回来”只是适逢其会？是“文化理想”附带解决了权力斗争，还是“文化理想”掩盖住权力斗争？这不是思想权威一言九鼎可以定夺的，大概历史事实更具有说服力。
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文化理想”的自然结果，政治权力斗争只是附带解决的问题，那么，在他“文化理想”的“发酵”之下，附带解决的问题太多了。五七年的反右问题，三年灾难饿死人的问题，等等，以至于毛泽东“文化理想”一“发酵”，中国人民就遭殃。而且，还要上溯至“五四”，追究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辈，因为他们为之奋斗的只是文化的变革，而非制度的变革，而文化的变革在转几个弯之后，就间接地成为毛泽东“文化理想”的帮凶。因为毛泽东经过“五四”，是“五四”青年，他的观念追本溯源，还得落实在胡适、鲁迅这些“纯文化”的先驱身上。
我不知这种推论是否合适，是否符合朱学勤的原意，但是，胡适、鲁迅为之追求的是改造国民性的“文化层次”，而非“制度层次”的调子，应该说实实在在没有走样。因此，“五四”运动的“文化理想”是改造国民性，毛泽东“文革”的“文化理想”亦复如此，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胡适、鲁迅、茅盾、巴金追求的“文化理想”，被毛泽东借“文革”引爆罢了。
这样一说，脉络就清晰了。原来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五四”精神，在人的“灵魂深处”闹了一次长达十年的革命，就是为了他改造国民性的伟大的“文化理想”。其实，这种“文化理想”，说白了，只是反腐败和还政于民的“文革动机说”的变种，也不是经得起推敲的新鲜东西，只是思想家包装得比较巧妙，弯子也绕得大些。
“五四”是爱国主义的，也是新文化的运动，但它的意义和作用，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它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两面旗帜，更非“文化”可以涵盖的。谁能说民主与科学，同制度的变革风马牛不相及，谁又能说民主与科学，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冲击不是致命的，对社会的变革不是狂飙突进的。这种冲击的结果，就有了“文革”的反冲击。与其说“文革”是“五四”文化理想的发酵，不如说是对“五四”文化理想的背叛，而背叛的元凶大憝，非毛泽东而何？
众所周知，“文革”贴的虽是文化的标签，但却是反文化的，就象屠杀和暴力贴上和平与解放的标签，本质上还是反人类的。经历过“五四”，同没经历过“五四”的，经历过“文革”，同没经历过“文革”的，不是一条分水岭，也不是判定思想、行为、性格、心理的界线。如果“文革”的文化理想，等同于“五四”的文化理想，那岂不是经过“文革”的“文革青年”，就是经过“五四”的“五四青年”？“五四”青年追求的是民主与科学，提倡的是新文化，抨击的是旧文化，并在文化革命的口号下，倡导新文学，而在毛泽东的导演下，“文革青年”同样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摧毁的却是民主与科学，一切传统的、文明的、带来精神与物质进步的文化；文学艺术界更是一片沉寂与血腥。“五四青年”最少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文革青年”的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即使是封建帝制社会也望尘莫及。可以说，两者之间没有一丝一毫共同之处。
如若非要寻找毛泽东“文化理想”的根，应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去找，从封建帝王的阴谋权变去找，从人性的伪善变态去找，就是不要从“五四”去寻找，去推断，去想象，去演绎。中国的国民性，从来就不是用激活其中的邪恶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也不是以毁灭人性的方式得到教化的。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的主要内容，但民主与科学，又是“文革”专制和迷信的天敌。毛泽东晚年的孤独，是天下臣民伴君如伴虎的孤家寡人的孤独，是人民不再被愚弄而感到无可奈何的孤独，是行将被历史抛弃的孤独，是往事历历在目顿生恐惧的孤独，但决不是曲高和寡的孤独，更不是人民的“孺子不可教”产生的失落的孤独。
不错，“文革”不是毛泽东一人的罪孽，但无疑他是最深重的一个。如果要根究的话，尽管上下五千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根究，就是不要别出心裁，栽赃“五四”，没的羞辱了胡适、鲁迅等辈。专制的文化理想，需要的是国民的奴性，而决不是改变国民的奴性。“文革”血腥巩固和维持的，正是亿万人奉一人的奴性，即使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人民苦不堪言，也在所不惜。
从秦始皇开始，知识分子只落得好名声，却没有好下埸。谁该为此负责？在朱学勤的逻辑里，我们知道什么叫咎有自取，因为“你的理想，你的追求是参与了导致迫害你的这一埸人间地狱的制作。”原来要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五四”，并有惨遭荼毒、还得为荼毒担责的知识分子。假若不具备博学多才，也没有深湛的辩证思惟能力，这既象文字游戏，又象佛家禅语的东西，简直不可思议！然而，我弄不明白的是，知识分子何时被允许“控诉、咒骂”了？时至今日，“文革”虽被“三分错误”抽象的否定着，但“文化理想”的“发酵”者不一直被“七分成绩”具体的歌颂着，推崇着么？我想，有一天知识分子真的有“控诉、咒骂”的话语权了，朱学勤所说的“文化理想”，也就只会剩下“政治权力拿回来”了。
知识分子何其不幸乃尔！别人的苦难要担责，国民的奴性要担责，制度的变革要担责，自身的不幸也要担责，而且，分担的还是一直是以他们为斗争对象的——毛泽东的责任！在这样的分离原则下，“五四”担去一部分，知识分子又担去一部分，毛泽东又成了完人。何况，完人“发酵”的“文化理想”里，还有未卜先知的反腐倡廉大义。真有他的！
这看似朱学勤的新论，实是狂人李敖的老谱。（转载理由：一则是最近写作甚少，二来主要是水至清先生的观点，我特别赞成。我们真该用自己的脑子想点问题了，人云亦云的东西那是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