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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的抗日联军活动：
“东北抗日联军”（筒称“东北抗联”或“抗联”）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它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东北抗日联军”编制体系—-
总计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4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1936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
　　1936年7月末，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军编成。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由原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改编成立，李延禄任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师3个游击团。
　　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由原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编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
　　1936年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改编成立，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
　　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由原东北民众救国军改编成立，谢文东(后叛变)任军长，滕松柏(后叛变)任副军长，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6个师。
　　1936年冬，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成立，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团。
　　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成立，由东北抗日联军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路军编成。周保中任总指挥，赵尚志任副总指挥(1940年2月任)，崔石泉任参谋长。
　　193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0个师。
　　1936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代)。下辖4个师。
　　1937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由原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改编成立，李华堂(后叛变)任军长。下辖3个师。
　　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由原东北山林义勇军改编成立，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个师。
　　1939年5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成立，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路军编成。张寿篯任总指挥，冯仲云(1940年4月任)任政治委员，许亨植任总参谋长。
1942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军组成。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任政治副旅长，崔石泉任副参谋长。下辖4个教导营。（注1）
“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轨迹—-
1936年2月至1937年12月是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游击战争的“新高潮期。”
　　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是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全国抗战，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时期。”
　　1939年1月至1940年是东北抗日联军陷入敌人重重包围的“极端苦斗时期。”
1941年至1945年是东北抗日联军开展小型游击战和转入“苏联整训时期。”（注2）
“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整训时期”的基本情况（注3）：
1938年秋，日本侵华势力加紧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诱降和对敌后根据地、游击区抗日军民的疯狂围剿，东北抗联的活动区域由原先的70个县缩小到不足10个县，斗争形势极为严峻。
在“东北抗日联军”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人员经过商议，决定转入苏联远东地区休整，同时通过苏联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41年3月19日，在取得苏联方面同意之后，“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举行会谈。在日本的威胁与挑衅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苏联需要“东北抗日联军”来牵制日本军队。苏方答应，“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在与日伪军作战失利或其他情况须临时越境入苏，苏方应予提供方便。（注4）
1940年春，按照“东北抗日联军”党委的统一部署，战略转移开始了。抗联战士冲破日军的堵截，分期分批跨越黑龙江进入苏联国境。1940年冬，抗联人数锐减到不足一千人，潜居深山密林，活动更加困难。
为了保存力量，根据共产国际的正式决定，“东北抗日联军”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进行集中整训。为了便于对这些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联在伯力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被抗日联军战士称为“野营”。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力东北75公里处的雅斯克村，也叫A野营；南野营位于海参崴与双城子之间，也被称为B野营。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
苏军的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按说这些食品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应该是够吃的，但对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抗联战士，开始阶段这些食品仍显不足。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对此十分不解，他不理解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后来他了解到中国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常年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把皮带都煮了吃掉的情况后，大为震撼。
“抗日联军”野营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中，“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
1940年12月下旬，就“东北抗日联军”的组织领导问题，中苏双方代表举行第二次伯力会谈。这次会议决定实现东北抗联的统一指挥，任命周保中为总司令，李兆麟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治委员。
1942年5月，苏联远东方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党委达成一致，把“抗联”部队列入苏军序列；不公开使用“东北抗联”的名称，而授予苏军番号，不给日本以口实；苏方派军官到部队担任各级副职，负责军事训练、翻译联络和后勤供应，部队领导权由“抗联”党委独立行使。
　　在德国法西斯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苏联为了自身安全，与日本进行了妥协。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将东北抗联推向极为困难的境地。“东北抗联”领导人为顾全大局，同意暂时将主力留在苏联南北野营集中整训，但提出应陆续派遣小股部队回国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尽管这一要求得到苏方认可，但大批“抗联”部队不能及时重返战场，仍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1942年7月16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阿巴那申克大将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理，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锻炼优秀游击战士，使之能在东北解放战争之际，积极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
　　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伯力正式组建，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共有1500人，其中抗联人员643名，其余人员是苏联籍的亚洲人和营以上的苏军副职军官。初期没有设政委、政治部，而是设政治副职，后改成政委。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实为政委)，苏军的沙马尔钦可任参谋长。1942年9月，教导旅召开了中共全体党员大会，宣布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后称东北党委员会)，选举崔石泉(崔庸健)为支部局书记，金日成、金京石为副书记。
教导旅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开展汽车驾驶、无线电通信、空降跳伞、滑雪等特种训练，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随着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临近，苏联远东边防军还对教导旅进行了特殊训练，如空降跳伞、开摩托、识图绘图、收发报、爆破、战地拍照等。
据教导旅2营3连连长彭施鲁回忆，中苏两国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在苏军的协助下，除了搏斗、刺杀等基本技能外，教导旅将士还接受了跳伞和滑雪训练，这对他们来说十分新鲜和刺激。针对东北气候严寒、冬季雪大的特点，教导旅高度重视滑雪训练。“抗联”战士在这项技能上颇为努力，虽然战士们摔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仍然坚持训练。“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三年的异国训练中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由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发展成为一支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专业部队。
　　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曾任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的伊万诺夫后来回忆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战士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如何熟练使用武器、如何运用各种战术。他们很关心苏联军队和人民是如何和德军作战的，从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到被占领区的游击战，他们问得非常详细，迫切希望从中学到用来对付日本占领军的东西。伊万诺夫说，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他们生活艰苦，斗争环境恶劣，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周保中任书记。7月下旬，“抗联教导旅”侦察分队的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秘密潜回中国东北境内，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降落，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里应外合，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他们将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三道防线的情况，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制成图表，由交通人员送到教导旅。
在1945年8月发动进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在东北防御体系的资料图册，下发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图册详细绘制了日军防御工事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情况，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在此期间，侦察员们不仅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力部署情况，还多次完成了暗杀、破坏等任务。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莫过于炸毁虎头要塞的“亚洲第一炮”。虎头要塞位于黑龙江完达山脉的丘陵之中，是日军为进攻苏联而秘密修筑的边境军事要塞，拥有庞大的进攻和防御体系，是中苏边境东段的核心阵地之一。在要塞的山顶有一门榴弹炮，炮身直径为1米，炮口直径为41厘米，炮长约20余米，号称“亚洲第一炮”。它的杀伤力极为惊人，装药量为1吨，一颗炮弹竟有4米长，最大射程达20公里，可以随时打到苏联的土地上，对即将出兵东北的远东军威胁极大。在苏军发动总攻的前夜，“抗联教导旅”小分队混入虎头要塞，炸掉了这门“亚洲第一炮”。
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从8月9日起对日作战。8月12日，周保中接到斯大林发来的电报，称：“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
8月2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对“抗联教导旅”下达了行动命令。由于战局急转直下，远东军将抗联反攻作战的任务转变为抢占东北，“抗联教导旅”随苏联远东军分赴东北各要点。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抗联教导旅”的任务由反攻作战转变为接收东北。“抗联教导旅”干部分为57个小组，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并担任苏军驻各地卫戍部队的副司令员。
“抗联”将士一踏上东北土地，每个人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他们扑倒在地，热泪横流，无限深情地长时间亲吻泥土，张大嘴巴呼吸祖国的新鲜空气，放声高喊：“啊，我们回来了！”“抗联”战士进点后，迅速投入接收工作，首先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为中共中央决定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
为感谢“抗联教导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第88旅英勇的中国战士们，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的要塞、堡垒进行的侦察和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代表、东北局书记彭真在沈阳接见了“东北抗日联军”党委领导成员。周保中汇报了“东北抗联”与日寇浴血抗争14年的情况。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十四年苦斗。”
194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抗联”部队并入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副司令员。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终于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为创造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新的战斗。（注5）
纵观“东北抗日联军”的光辉历史画卷，我无法眯着良心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哺育了“抗联”的成长吧？
赵一曼烈士的故里与胡真一的“抗联”足迹：
“东北抗日联军”女英雄赵一曼烈士的事迹，系笔者1969年客居（注6）在四川省自贡市时期，即为当地民间人士所熟悉了，不止一人讲：她是盐都（自贡市以前以自流井地区名曰“盐都”）附近的宜宾县人，参加革命出川前曾在我们自贡上中学… …！
但是，当年，在我与友人去瞻仰地处自贡市园艺场（在大安区郊）不远的赵一曼母校的时候，受阻于一支抽调于宜宾市企业以复退军人为主的“武装民兵”车队（他们去支援泸州的“武斗”活动）而未得遂愿。
大约在2000年左右，我国东北地方单位为修“东北抗日联军”史和建设有关纪念设施，终究查明赵一曼烈士的故里系四川省宜宾县，即派专人赴当地考研，发现她生前居住过的农村“长三间”房屋，还因其侄子、侄孙辈仍然在使用着而尚存人间。
如今，赵一曼烈士的筒历与史料已经昭然—-
赵一曼（1905年—1936年），原名李坤泰，学名、又名李一超，四川省宜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女民族抗日英雄。“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大姐夫郑佑芝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她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7月，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 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纸也为之惊叹的称她是“红枪白马”的妇女。（注7）
2008年9月13日10时40分在重庆逝世的胡真一（享年88岁）的胡真一，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女英雄。
胡真一老人原为四川省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市副市长级离休干部），她是辽宁省凤凰县人，1937年4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真一在17岁时即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她曾无数次勇敢地端起枪回击日本关东军的疯狂进攻，并曾有过一次美好的邂逅，从而成就了与抗日英雄柴世荣（“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注8）的姻缘。
在一次师部大转移中，胡真一也接到了命令，正当她和冷云等8名女战士准备出发之际，总部临时让胡真一随前线部队行动。谁知和冷云一分手，竟成为永别。8名女战士在与日军英勇作战，弹尽粮绝后毅然挽臂踏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如果命令晚来一步，胡真一也就在所难免，“八女投江”的悲壮历史便将改写为“九女投江”。（注9）
“在哈巴罗夫斯克，柴世荣的家和金日成的家，被安置在军营的一幢圆形木屋里，两家仅一墙之隔。1941年，胡真一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时，金日成家也有了孩子。金日成特别喜爱小孩，空闲下来常抱着两家的孩子哼唱着动听的朝鲜歌曲。 ”
1943年，胡真一生下了二儿子王辽宁。孩子刚落地7天，柴世荣匆匆回家告别，说奉命潜回行动。金日成一家，给了胡真一许多安慰和照料。1944年的一天，在某领导人家里做饭的炊事兵，一个朝鲜族战士，匆匆跑来告诉胡真一，他得知，柴世荣并不曾回国执行任务，而是被送到近百公里开外的一个苏联集体农庄里了。直到1945年，胡真一才得知性格刚直的柴世荣受不了那种冤屈，不久就病逝了。就在随苏军回国收复失地的前夕，胡真一和金日成一家分手了。依依惜别之际，金日成赠送给胡真一几件金首饰，半小瓶金子，作为纪念，尔后各自踏上归国的征途。（注10）
岁月在流淌，胡真一则在“文革”结束以后走上了四川省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 …。
金日成称胡真一为“老战友”—-
1994年夏天，胡真一接到前往朝鲜访问的邀请函，先是一愣，马上就明白了，金日成同志没有忘记她。同年5月6日晚，火车经丹东抵达平壤市。
金日成见到胡真一的第一句话就是：“老战友，我找了你50年啊!”这一句话，让胡真一顿时热泪盈眶，金日成没有忘记他们母子！金日成没有忘记柴世荣！放下话筒，旁边党史研究所金副所长告诉胡真一：“金日成从来不会亲自打电话给任何一个外国人，像这样客人一到就亲自打来电话，并用中文说话，是从来没有的事。”
此次胡真一的朝鲜之行，金日成特意送给她一个异常精美的戒指，并在会见时亲手为她戴上。
天有不测风云。从朝鲜回到重庆一个月之后，突然从电视里看到金日成逝世的消息，胡真一悲痛万分。子女们看到母亲一下变得十分苍老，说不出更多的话，眼圈儿红红的。她拟出电文，连夜发往朝鲜。第二天，胡真一就赶往北京朝鲜驻华大使馆吊唁。
之后，金正日为胡真一铸了一座玉座铜胸像，每年春节委托朝鲜驻华大使馆给她寄来贺卡。
1997年，胡真一照例得到金正日的邀请，这时，倾其所有帮助朝鲜人民的想法已在胡真一头脑里成熟了。金日成与胡真一在1945年分别时，曾赠给胡真一几件金首饰和半瓶金子，这些价值不菲的礼物，胡真一并没有给自己留下一星半点。早在抗美援朝期间，国内向志愿军捐赠飞机大炮时，她就全部捐出了。这次，胡真一拿出上回相见时金日成赠予她的两万美金，加上自己的积蓄，再让子女们也拿出一部分钱来，然后，将这两大笔钱寄到了丹东市人大，委托丹东市人大购买了100吨精粉面，运往朝鲜。
2005年6月18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先生来到中国重庆市，亲自向胡真一授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勋章”，以表彰、感谢这位抗日传奇女英雄并与之合影纪念。（注11）
本篇上述“东北抗日联军”及两位女英雄的人生轨迹，与“毛主席光辉照四方”并无什么因果关系！
注1、注2：转摘自我国“文革”后“解冻”的“抗联”资料，并参考国内多个学者赴（俄罗斯联邦成立后）莫斯科等地查寻档案等公开发表诸文章。
注3至注5：所引以何立波为主公布资料为依据。
注6：客居：回避“中央文革”江青挑动起并得毛泽东首肯的“武斗”风潮。
注7：引自公开资料。
注8：柴世荣将军辞世（据胡真一生前介绍资料）：1944年的一天，在某领导人家里做饭的炊事兵，一个朝鲜族战士，匆匆跑来告诉胡真一，他得知，柴世荣并不曾回国执行任务，而是被送到近百公里开外的一个苏联集体农庄里了。直到1945年，胡真一才得知性格刚直的柴世荣受不了那种冤屈，不久就病逝了。
注9至注11：据《公民报》专访和《重庆时报》等报道所刊载资料。
（2008年9月20日）

“印缅作战”—-中华民族正义出兵之盛举
我之谓“印缅作战”是中华民族正义出兵之盛举，盖因它系民国政府的驻印军和远征军在英、美同盟军的协同下，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对侵占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西部日军的反攻作战行动。
“1943年春，美、英同盟军已在西南太平洋对日军发动反攻。为准备同盟军在中国对日作战建立基地，中、英、美三国政府商定以中国军队为主,配属美、英军各一部，发动缅北滇西作战，以保障开辟中印公路(中国昆明—印度利多)和敷设输油管。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J．W．史迪威(美国人,中国战区参谋长。后D．I．苏尔坦)、副总指挥罗卓英(后郑洞国),率中国驻印军1个军2个师配属英军温盖特部队(又名”钦迪”旅)、第36师各一部和美军第5307部队(又名”哈拉哈德”部队)、第10航空队一部,由印度利多向缅北进攻。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后卫立煌)、副司令长官黄琪翔,率2个集团军(5个军13个师)另1个军(3个师)配属美军第14航空队一部由怒江向滇西进攻。
侵占缅甸和滇西的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企图在第5飞行师协同下,以第18、第56师防守缅北、滇西，另以3个师攻占印度因帕尔,控制阿萨姆邦，切断同盟军向缅北进攻的交通线，以打破其反攻。”（注1） 1.缅北作战：
“1943年10月24日,驻印军新编第1军新编第38师第112团由唐家卡、卡拉卡向胡冈谷地推进。
战至12月29日，击溃日军第18师(欠1个团)一部的抗击，相继攻占欣贝延、于帮等地。月末，驻印军以新编第22师为右纵队由欣贝延向达罗进攻,于1944年1月31日攻占该地后，东进攻取孟缓；新38师为左纵队由于帮出发，于2月1日攻占太巴卡后，其主力和第5307部队主力沿塔奈河向南进攻，其第113团和第5307部队一部向孟缓东南之瓦鲁班迂回，协同新22师围歼孟缓日军。3月5日克孟缓，9日占瓦鲁班,歼日军第18师一部。随后新22师直攻间布山；第113团和第5307部队一部从间布山东侧向山南迂回，28日占拉班，切断日军退路。退守间布山的日军第18师乘其立足未稳，突围南逃。29日，新22师与迂回部队会师夏杜苏。
至此，驻印军将日军逐出胡冈谷地，歼日军近6000人。其间，温盖特部队主力于3月5日在莫罕地区空降，截断第18师的补给线。日军第15集团军(3个师)于3月8日向因帕尔发动进攻。” “ 4月初,驻印军向莫冈河谷两路并进：新22师配属坦克营由拉班地区向加迈攻进，月底，新22师进至英开塘遭日军第18师一部顽抗，战至5月4日方突破其防御阵地，向加迈突进；新38师沿塔奈河南进向瓦兰地区进攻。战至5月下旬击溃第18师主力和第56师一部,攻占瓦兰地区各据点。随后，新38师第114团向莫冈进攻，另2个团向加迈迂回，至6月7日，相继攻占加迈南日军后方基地西通和加迈东北支遵，与新22师完成对加迈的包围，旋即发起总攻，16日攻占加迈，歼第18师和第53师各一部。23日，新38师主力与第5307部队、温盖特部队各一部会攻莫冈，25日攻克该地，歼第18师残部和第2、第53、第56师各一部。
至此,驻印军结束莫冈河谷作战。其间，英军第4军团和第3军歼灭进攻因帕尔的日军大部，从而改变了缅甸战场形势。” “4月中旬，沿塔奈河南进的第5307部队主力(2个营)进至太克里后，奉命和驻印军新编第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组成突击队，辖第1、第2纵队，于29日出发，越枯门岭，袭取密支那。
5月17日上午，第2纵队渡过南圭河一举袭占密支那西机场。从此，缩短驼峰航线，成为中印空运基地。防守密支那的日军第18师第114团(欠第1营)，迅即将所部千余人收拢至市区固守。18日第1纵队进抵密支那北之遮巴德。从19日起，突击队向密支那市郊进攻，迭次攻击进展甚少，形成胶着。月底，日军步兵第56团团长率2000人抵密支那，以加强其防守力量。
驻印军遂调整部署，增调兵力，经月余备战，以新30师主力、第14、第50师各一部、第5307部队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于7月13日向密支那发起攻击，至8月3日攻占该地，歼日军大部，其残部逃往八莫。
密支那作战结束后，驻印军进行休整,将所部编组为新编第1军，辖新编第38、第30师；新编第6军，辖新编第22师、第14、第50师。”
2. 滇西作战：
“1944年5月,远征军第20集团军(第53、第54军)、第11集团军(第2、第6、第71军、第200师)以腾冲和龙陵、芒市(今潞西)为目标,发起滇西作战。
防守滇西的日军第56师企图以一部兵力固守松山、平戛、腾冲、龙陵等要点，阻止远征军进攻，集中主力实施反击。
11～13日，第20集团军从栗柴坝-双虹桥间强渡怒江后，兵分两路：第54军为北路向北斋公房攻击；第53军为南路向大塘子进攻。第11集团军以4个加强团从惠仁桥—三江口间渡过怒江,分向红木树、平戛、滚弄(属缅甸)进攻,策应第20集团军。
6月1日,第11集团军第71军配属第6军新编第39师、第2军从惠通桥—三江口间渡过怒江,分向松山、龙陵、平戛、芒市进攻。10日，第71军主力攻击龙陵，战至16日，攻入城内，突遭由腾冲、上街来援的日军第56师第113团、永井支队(相当于营)的夹击，被迫撤至黄草坝。第20集团军战至21日，北路歼日军第56师第148团一部，连克茶房、马面关、北斋公房后，进占瓦甸；南路击溃第148团一部，克大塘子、南斋公房、江苴街后，遂集中兵力于7月2日向腾冲发起攻击。第71军在远征军预备队第8军荣誉第1师支援下，击退第113团和永井支队，于7月7日再次进攻龙陵城不果，形成对峙。9月3日，进攻龙陵的第71军和第2军第9师遭日军第56、第2师共约1.2万人的反击。经七昼夜激战，后在第54军第36师等部支援下击退日军。第8军主力经3个多月的围攻，于9月8日克松山，歼日军炮兵第56团一部。第20集团军经2个多月的不断攻击，于14日攻克腾冲，全歼第148团残部。第2军第76师于23日收复平戛。11月6日，第71军在荣誉第1师、第200、第36师的支援下,歼日军第56、第2师各一部，攻克龙陵。
随后,第11集团军配属第53军沿龙陵—畹町公路追击,20日克芒市，1945年1月20日克畹町，遂进入缅甸追歼日军。”
3. 驻印军、远征军会师：
“1944年10月10日，驻印军总指挥部令英军第36师为右纵队,由缅甸平堡向和平、杰沙、皎梅攻击；新6军为中央纵队,由莫冈向瑞古、东吁进击；新1军为左纵队,由密支那向八莫、南坎进攻。新6军11月7日歼日军第2师一部，克瑞古，12日攻占西曼、大曼后，主力南向东吁进攻，一部北向八莫进攻，策应新1军。新38师于17日达成合围八莫后,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发起攻击。29日，新6军突破瑞丽江进占芒市卡、拉西。之后，奉命集结西乌，主力待命返国。新30师向南坎进攻途中，于12月9日在南尧与营救八莫日军的第33集团军山崎支队(约3200人)遭遇，战至14日将其击溃，随即向南坎追击。15日，新38师在新22师一部支援下，全歼日军第2师搜索第2团，克八莫。1945年1月1日，第50师由西乌向南渡、昔卜进攻。新1军击溃日军第56师等部的抗击，于15日一举突入南坎市区，全歼守城日军。16日，新30师由南坎向南帕卡进攻，新38师一部向南帕卡迂回；主力沿南坎—畹町公路推进，于27日歼第56师一部克孟尤，与远征军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至此，远征军结束作战。之后，新1军配属第50师继续南下寻歼日军，3月8日克腊戍，30日与英军第36师会师皎梅。此时，由印缅边境和孟加拉湾反攻的英军已攻占曼德勒，驻印军遂结束作战，陆续回国。” “驻印军和远征军经一年多的英勇奋战,伤亡6.7万余人，毙日军4.8万余人，完成开辟中印公路的作战任务，使大批物资输入国内，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对“印缅作战”的研判，我同意此意见：“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战果,但英军出于自身利益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使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注2）
在“印缅作战”多年后，孙立人将军等人不乏口述、回忆录、专著等问世，更有不少研究者的成果自20世纪以来在陆续公诸于世，但一致没有“毛主席领导”的记载！ 陈纳德率领“飞虎队”用生命、勇气和智慧构筑的“驼峰航线”：
“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FlyingTigers),1941年7月来中国参与抗日,当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其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1893年9月6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
“1937年7月初,陈纳德抵达中国考察空军,几天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纳德接受宋美龄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他还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并且亲自驾机投入战斗,迫于日本外交压力,陈纳德的活动逐渐转为非公开,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7月和10月,200多人分两批来华,队员多半是勇敢,渴望冒险,性格不拘的年轻人,由于形式上并非正规军,他们的战术研究和训练反而得以自由挥洒,不久,他们在昆明初试身手,首战便对日本战机予以痛击,此后并连创击落日机的佳绩,在31次空战中,志愿飞虎队员以5至20架可用的P-40型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名闻天下,其“飞虎队”的绰号也家喻户晓。”（注3）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在昆明市郊筹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1941年,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陈纳德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同年7月和10月,200多名队员来华对日宣战,当时日本人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和运输系统,几乎使国民党政府与外界隔绝,这一小队空战人员驾驶着破旧的老式飞机,尽管经常面临燃料,零件和飞行员的不足,仍不断战胜远比它们规模大,装备好的日本空军,他们空运给养,在缅甸公路提供空中掩护,并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上空与日本人作战。
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十航空队,成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陈纳德1943年3月又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后来升任少将,从1941年底到1942年7月,“飞虎队”在华作战期间共击落日机近300架,他们中间有24人在战斗中牺牲或失踪。
1942年5月到1945年9月,美国志愿航空队以3个中队,数十架飞机的有限兵力,担负中国战场的国际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北,南两端的枢纽——昆明和仰光的空中防务,期间还帮助中国运送物。
1943年,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注4）
“驼峰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有如驼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时,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日军飞机的空中拦截也给运输队造成巨大威胁。
在这条航线上,中美双方3年多共向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急需物资,人员33477人,航空队共损失563架飞机,牺牲1500多人,第十四航空队还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战斗。
至抗日战争结束,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 （注5）
“由于与某些政客存在分歧,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陈纳德被迫辞职,飞虎队大多数队员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有十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
近二十年,中美关系改善,抗战史实陆续被披露,陈纳德与飞虎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获得高度的评价,不少幸存的原飞虎队员回到中国,不畏艰险寻找飞机残骸和战友遗骨。” （注6）
从“飞虎队”存续的历史全过程看，我们肯定不会产生一个错觉：“毛泽东的光辉照亮了‘驼峰航线’”！
但是，当年的《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加强中美人民的合作 》提及并高度赞扬了“飞虎队”的功勋，全文是：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反对法西斯黑暗势力的共同斗争中，是更加增进了，巩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经在战争中用血来凝固了。 　　从前的飞虎队，现在的第十四航空队，他们在中国的上空作战，勋功卓著，已博得两国人民同声的赞美。他们的血流在中国的大地上，已与我国人民的血胶固在一起。在中印缅战区，我国远征军，从美国那里得到精良的武器，又受到美国军事专家的训练，已经变成了一支新的劲旅。现在，中美军队在印缅边境并肩作战，在野人山的丛林里，在胡康河边，获到了不断的胜利，他们的血流在了一起。 　　中国人民特别不会忘记美国人民这几年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我们从美国那里不断得到军火，也不止一次得到信用贷款。美国还派了许多技术专家来帮助我们，也派了许多学者来华讲学。最近中美又合组东南训练团，由美国军事专家来训练我国军官，帮助我们编练新军。我们的苦难和不幸，在美国引起了共鸣。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作战努力，在美国引起了兴趣和讨论。所有这些，无疑的，都是贯注着美国人民的那种民主思想和进步行动的崇高的信念。 　　事实证明着：中美两国友谊合作的增进，是关系着两国人民的生存攸关的利益，是关系着他们的力量的增长、他们的生活的幸福与繁荣的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理由要求美国援助我国一切抗日部队；我们欢迎尼米兹将军的战略，也赞成史迪威将军的声明；我们重视美国朋友对我们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我们这样做，是从加强中美两国人民在各方面作战努力上的配合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能缺乏自信到，竟认为没有援助，就不能作战，就不能改进目前的政治经济情况，就不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中国人民是拥有无限的潜在力量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能够发掘出来的。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华北敌后军民，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打击敌人，收复广大的地区，从事民主政治和民主经济的建设，就是一个雄辩的明证。我们应该在自己战场上主动出击，来在战略范畴内取得广泛的合作，争取更多的帮助。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同样，我们批评孤立主义，也丝毫不会引起任何的疑惧，认为我们有排外的倾向，而只有被美国人民所欢迎。最好的朋友是诤友，接着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也适用于国家民族之间。 　 中美是太平洋的两个大国，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并肩作战，对击溃日寇，有着极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团结得更坚固，合作得更紧密，抗战得更积极！” 历史事实很清楚了，“飞虎队”为中华民族的抗战是根本没有沾上毛泽东光辉的，而中国东北的抗日联军活动又何尝不是如此？（注7）
注1、注2：引自同一有关研究成果。
注3至注6：根据考证，采用同一史料。
注7：转引自1944年3月15日的《新华日报》社论全文。
说明：不使用笔者第一手的资料，目的在于据实的“客观性”，尽管笔者在“驼峰航线”附近活动10年……。
（2008年9月19日）　　

“文革”后才醒过来了的“台儿庄大战”：
在“红太阳”毛泽东病故整10后，一个文化事物的出现，使得几亿大陆中国男女老少多数开始初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台儿庄大战”—-
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了彩色故事影片《血战台儿庄》，“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描写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的电影。”该部电影折射了1938年春，民国政府军在正面战场先后组织40余万军队，以第五战区李宗仁将军（1891—1969年，广西桂林人，曾任民国代总统）为总指挥取得的战役歼灭侵华日军万余人的“台儿庄大捷”，从而一举掀开了尘封多年的“台儿庄大战”面目。
据史料介绍，“日本侵略军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和２７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它位于徐州东北３０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注1）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４日，日本侵略军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２集团军第３１师展开激战。” （注2）

台儿庄战役总指挥李宗仁将军

“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２７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３１师与敌展开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２８日，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第３１师围攻，敌方损失甚重。２９日，李宗仁遂令第２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严令汤恩伯部南下，协助第２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３１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４月３日，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攻击。日军拚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６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濑谷支队。战至７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峰县附近固守待援外，被围之敌全部被歼。” （注3）
（为了纪念与毛泽东的领导、指挥无关的台儿庄大战，特以转载此幅纪念画。作者：佚名（肯定不是斯文汉））
我再以客观立场转引一位当代中国人对“台儿庄大战”的评述（注4、该君撰《台儿庄大战的地位和影响）：
（一） 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
日军侵占南京后，接着便要夺取武汉。徐州位于津浦、陇海两线的交会处，日军欲夺武汉，必须先夺取徐州，攻下徐州后，日军便可以打通津浦线，控制陇海线，就会沿平汉铁路长驱直下，直捣武汉。武汉为战略要地，雄居长江和汉水的交会点，足以控制南北，震撼全国。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武汉，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日军攻打武汉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使中国彻底失去抵抗力，以便尽早结束对华战争，与欧洲德国法西斯相呼应，挥师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取胜后，再南下太平洋对英美作战，以建立日本在东亚和世界的霸权地位。所以，徐州的安稳，直接关系到武汉的安稳，武汉的安稳又关系到全国的抗战前途。所以，徐州的弃守得失，对中日的战局发展至关重要。 由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战取得了胜利，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使日军一时无法打通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就会大大推迟。由于日本的国情决定，它的侵华占领方针是速战速决，而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坚持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来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最后胜利。台儿庄大战尽管进行了仅仅半个月，可是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与日军交战时间长达5个多月，充分体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计划，达到了中国军事当局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目的。这不仅使中国军事当局为后来的武汉会战的部署赢得了充裕的时间，同时，也锻炼了中国军事集团进行大规模的集团作战指挥能力和军事协调能力。特别是5月之后，中国的部队在徐州周围多达60万，能够从容的撤离和转移，从而大大加强了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实力。所以，在而后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从徐州会战中汲取不少经验教训，坚持抵抗日军4个半月之久，取得了歼灭日军的重大胜利，进一步削弱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二）为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条件
由于台儿庄战场的胜利，日军只好从平、津、晋、绥、苏、皖等各个战场抽调兵力，由4万猛增到30万人。配备各种武器，分六路对徐州进行大合围。这样吸引大批的日军兵力，给上述各省造成了后方空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敌后抗日战场创造了条件。 在华北，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1937年9月21日《关于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精神，深入敌后，相继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三大战略要地，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并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创建了山地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初具规模。1938年春，八路军挺进冀鲁豫平原，开展平原游击战，为华北乃至全国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1937年12月2日，国共两党正式达成协议，同意将湘、赣、闽、粤、皖、浙、鄂、豫等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经过多次谈判，才于1938年2月开始下山集中，4月下旬分别在皖南和鄂北集中起来。而此时的华中部分地区已经失陷，台儿庄大战胜利后，日军不得不从华中抽调兵力去徐州，长江沿岸的皖南、皖北、苏南、苏北日军的军事力量都非常薄弱，广大农村成为既无国民党军队，也没有日本军队的真空地带。这就为新四军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共中央抓住这一契机，命陈毅、张鼎丞、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第一、二支队，深入敌后，在南京、镇江、苏州、广德、芜湖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并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高敬亭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离开大别山区，东进长江北岸的霍山、舒城、桐城、庐江、安庆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破坏日军由安庆、桐城、舒城至合肥的交通线，袭击日军的后方。张云逸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皖南泾县、南陵、铜陵、繁昌等地开展游击战，破坏日军由南京沿长江西进的水上交通，并不断袭击日军沿江据点，威胁日军的后方安全。 2台儿庄大战的地位和影响 在山东，由于韩复榘的溃逃，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济南，到台儿庄大战前夕，日军已经占领了山东大部。山东的国民党省政府迁到了鲁西南的曹县以南。省党部迁到徐州。日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地方官吏望风而逃。山东省境内一片混乱，日军横行，土匪多如牛毛。在这严重关头，中共山东省委先后在徂莱山、天福山、黑铁山、泰西、湖西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稳定了山东的抗日局面。台儿庄大战，日军集中兵力于鲁南地区，为山东其它地区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条件。 （三）增强了中国坚持抗战的信心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极端轻视中国的军事实力，极端轻视中国的抵抗力量，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下海口：只需要一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1938年3月，日军之所以狂妄至极，以一、两个师团竟然想打通津浦铁路，攻占徐州，也就是没有把国民党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没有想到武器低劣的国民党军队，以血肉之躯顽强抵抗，打败了日军的现代化装备两个精锐师团，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这一点，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朝野。日本大本营的作战课长稻田中佐在回忆中说：“得到台儿庄方面出现汤恩伯军团时就担心情况要糟，过于突出的第二军那一部分如不及时收回，就会危险。”这次战役日军开始感到中国军民团结抗战，顽强抵抗的巨大威力。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 同时，台儿庄大战增强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信心。“七七”事变之后，日军长驱直入几乎无往不胜。淞沪之战，中国军队抽调70个师，50万兵力与日军30万兵力血战了三个月，中国军队死伤30万，付出了及其惨痛的代价，最终还是失败了。上海失守，日军进攻南京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使中国30多万人惨死在日军屠刀下，数以万计的妇女遭到日军的奸污，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中国军队死伤惨重。随着中国军队的连连失守，中国领土大片沦陷，严重地影响了当时中国军民的士气。亡国论调弥漫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失败的情绪，笼罩着中国上空。在这种情况下，台儿庄大捷打出了国威，振奋了全国的军心民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说：“台儿庄捷报传出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曙光。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乃至世界各国同情我国抗战的人士，拍致我军的贺电如雪片飞来。前来观战的中外记者和慰劳团也大批拥到台儿庄区区之地。经此一战之后，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我军得此精神鼓励，无不精神百倍，各处断墙颓壁上，都现出一片欢乐之情，为抗战发动以来第一快事。”台儿庄大捷的消息立即传遍整个中国大地，全国军民一片欢腾，奔走相告。当时中国抗日中心城市武汉三镇到处是庆祝欢乐的气氛。晚上，汉口在市体育场举行了15万人参加的庆祝会。在徐州、长沙、郑州、开封、洛阳、西安、广州、重庆等城市，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祝捷大会和游行。通过广泛宣传台儿庄大捷，增强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 （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最早开辟反法西斯战场，也是坚持到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国家。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主要战场。从日军在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来看，也把中国列为主要侵略基地。1937年7月，日本在中国有4个师团，占其总数的24%；1937年冬增至21个，占其总数的88%；1938年冬，则增至32个，占其总数的94%。1945年停战时，日军在中国大陆仍驻扎110万左右的军队，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日军总和，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274万人（不包括关东军）的1/2弱。8年累计，日军在华战死44.7万人。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死日军总数的113万的39%。为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死亡总数的8倍。日本用于中国的战争经费约121亿美元，相当于全部战争经费340亿美元的3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融为一体，成为世界四大战场之一，有力地配合了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作战。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仅普通群众（不包括军队）的伤亡即达1800多万人，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 台儿庄大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中国的胜利，不仅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也是对欧洲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人民的支援和帮助。因此，台儿庄大捷震动了全世界。台儿庄本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镇，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国联，引起了强烈的凡响。提高了中国在国联的地位。法国外长庞莱在国家行政院发表演说，呼吁各国援助中国抗战，他说：“中国是值得各国的帮助，接受外国帮助而毫无愧色。” 美、英等国在抗战初期，对中国保持中立态度。虽然中国政府曾连续发表声明宣言，派使团出访，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呼吁国联和美、英等国对中国的抗战给予支持和帮助，然而，他们却仍以中立的身份出现。美国政府为了不刺激日本政府，曾先后三次发表态度温和的中立声明，并从中国撤走驻华近40年的军队。而美日的贸易却不断上升。从1937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达76962.5万美元，其中军需物资都占53%以上。在侵华战争头三年中，日本从美国购得大批军用品。包括制造飞机的全部材料和70%石油，而中国几乎没有得到美英的任何物资援助。台儿庄大捷后，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抗战寄以厚望，把援助中国抗战视为自卫自己的事情。 台儿庄大捷后，美国大使武官史迪威率领随员视察台儿庄战场，他激动不已的说：“朋友们现在都说，他们认为中国会胜利，我也这样认为”。李宗仁在会晤史迪威时向美国政府建议，乘珠江和印度支那半岛的两岸尚未被日军封锁，抓紧向中国贷款，使中国购买大量的作战物资，运往西南大后方，以防止日军南进，危害美英等盟国在亚洲的利益。史迪威接受了李宗仁的意见。8月30日，美国财政部代表洛辛到武汉与史迪威交谈时，史迪威又重申了李宗仁的观点“美国应当援华，让中国有能力购买武器。”洛辛返回后，在写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报告中说：“史迪威上校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奉行更加积极的政策。我国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形式帮助中国，对我们本国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摩根索同意史迪威的观点，他力主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同年12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了2500万美元对华贷款。 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抗战给予大批物资援助，从1937年10月24日至1938年2月14日，苏联先后向中国援助各种战斗机376架，坦克82辆，汽车400辆，各种武器、弹药价值4726万余美元。苏联的武器援助装备了中国军队，特别是苏联提供的坦克、火炮，对台儿庄大战夺取胜利有很大的帮助。1938年，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坦克分别占全年生产总数的6.8%和3.6%。同时苏联还先后派出1500多名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在抗战最初的两年内，中苏航空部队对日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击落日本飞机986架。其中抗战期间就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牺牲在中国。 1938年7月，美国联合英国共同援助中国。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从此，中国战场成为太平洋战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在美英两国的建议下，设立了中国战区统帅部，蒋介石就任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任战区参谋长。这样，中国在反法西斯国际联盟中的地位提高，与美、英、苏国家齐名。被世界公认是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盟国之一。 台儿庄大战打响后，中外记者数十人陆续来前线采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等都曾经多次接见记者。中国记者有《大公报》的范长江、《新华日报》的陆贻等20多人。外国记者和友好人士有苏联塔斯社记者谷礼宾斯基、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希博尔德，新西兰女作家威尔金森、新加坡《星中日报》记者胡守愚等。这些记者通过报道、评论、照片和电话，热情宣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人民踊跃支援前线的事迹，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使世界各国人民更多了解中国，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更增强了信心。 台儿庄大捷，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各国报刊不断以显著位置刊登中国胜利的消息，且纷纷加以评论，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前途作肯定的推断。美国华盛顿报载：“中国在山东方面的胜利，已经打破日本40年来军事胜利的记录，为欧战后军事上又一伟绩。”华盛顿日报说：“华军在台儿庄作战的胜利，较日军在华作战诸次的胜利尤为伟大，增加对日军不失败的信心。”中央社伦敦的4月8日电讯也说：“英人心理渐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苏联《真理报》说：“台儿庄之役及其他战役的胜利，说明中华民族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了。”德国柏林《哥隆新闻》4月6日发表评论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之强，殊出人意外，”“使慎理之观察者也不能不承认日军必遭失败。”邹韬奋在《鲁南胜利与欧美舆论》一文中说：“一面只刊载日军在华胜利消息的意大利法西斯报纸，最后也不得不改变口吻，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的战斗精神与人民的爱国心，有了坚强的进步”。法国《巴黎共和报》4月11日发表社论说：“中国战争形势已有转变，而不利于日本，日本只在初期获胜，今后所当进行的工作甚为困难，中国军队在各个战线所采取的游击战，使日军穷于应付，最近，日军军事上失利，不得不抽援军，但日本财政已经不堪负担。” 台儿庄大捷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必胜信心，它使一切关心和支持中国战争的世界人士增强了胜利信心，鼓舞了斗志。中国的胜利，有利于巩固世界和平秩序。应该说，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军队和人民率先承担起了反法西斯的重要职责。（注5） 沉冤多年的“台儿庄大战”重见了天日，但20世纪八十年代自胡耀邦和其后任分别一死、一“赋闲”以后，大陆的官媒又传出了并非来自民间的旨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影片《血战台儿庄》就美化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当然此种非难不是毛泽东本人干的，毕竟他已作为享有全球第四名的水晶棺卧者逾10年矣！
注1、 注2、注3：引自某机构资料。
注4、 注5：引自某中国研究者专文。 （2008年9月17日）

抗日战争（“抗战”或“抗日”），狭义上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起至日本裕仁天皇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因历时八年又称“八年抗战”，而国际上则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广义上的抗日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在东亚、东南亚各地的抗击日本入侵的战争；由于日本入侵东亚、东南亚各国，战火蔓延至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日本称为“大东亚战争”；它包括朝鲜半岛抗日战争、缅甸抗日战争、菲律宾抗日战争、马来亚抗日战争、新加坡抗日战争、香港保卫战。 中国的抗战是“二战”（亚太战场，另一为欧、苏、北非战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以美军为主力消灭了日军海外主力并使用了两枚超常规的原子弹、苏军出兵占领中国东北（“满州里”）和民国中央军委统帅的政府军（非共军）部队的正面战场抗击和政府共军部队的敌后游击、美国政府支持的志愿航空队和民国政府军与华人民间志愿者的后方陆上保障行动坚持下，历经了无数艰辛才换取的一个大胜利！得到这个胜利，仅本土牺牲军民人等就不下2000多万人（日军在华损失三军将官计200名左右，约4名被共军击毙、其余葬身于国军之手）。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各族人民首次分享到世界性胜利的一个硕果，就是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战的报偿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合与援助与美军直接多军种参战的赢面。当然，怎样研究它并发挥这一弥足珍贵的全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国际联合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精神遗产，乃为我们“两岸三地”同胞们的民族责任和义务、权益。 但是，我在此处话语的是毛泽东与“八年抗战”，故仅溯及“抗日战争胜利”的部分真相及其评议。 “微妙”的陕北根据地与长篇小说《刘志丹》的“蒙难”： 延安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的陕甘宁边区中心，是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今志丹县）迁入（193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离瓦窑堡，并于7月3日抵达此地）为标志的，而毛泽东就在这里由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央军委主席发展到当上了党的中央第一任主席，并且他这一权力因他本人于1976年9月9日凌时10分病逝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住地而自然失效了事，同时，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才有了发挥导致举国为之欢庆盛事的杰出作为契机。 记得当年那几天，我乍听民间有人说起毛泽东“是因延安机遇的气数已尽了才老（死）了，不然要过一百岁”之类话儿，曾开导他们（工农群众）：“你们知道陕北根据地和谢子长、刘志丹吗？”当然，他们不知道的，知道的又岂敢泄了有关历史的奥妙呢？ 1949年10月1日以后，出于制造“毛泽东神话”的需要，由党内著名“恶棍”康生发起了一件迅速得到毛泽东支持铸就的“当代中国的文字狱–长篇小说《刘志丹》案件”，并使曾有过的“陕北根据地”沦于子虚无有或知情人闻之色变的地步。 且容我先略述陕北根据地：据史料记载，中共成立不久的1922年8月，陕西也建立了党团组织，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逐步把革命斗争推向高潮：—-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今耀县境内），创立了照金革命根据地。 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1933年3月，陕甘边特委成立。11月，红26军42师回到南梁地区，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建立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并于1934年11月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政府主席。与此同时，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开辟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注1） —-1935年1月，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随着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两块根据地日益接近。2月5日，陕甘边和陕北特委在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从而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初步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保存的革命根据地。（注2） —-1934年10月，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历经千难万险，行程两万余里，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10月22日，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行动方针，作出了把陕北作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注3）（从注1到注3摘引自百度网） 从上可以看出以往“正史”的滑稽：抛出并宣扬“井冈山中心论”与实际的差距有多大？ 中共中央在周恩来等人发动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之后，于武汉召集了“八七会议”（李维汉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和职责高于中央机关“秘书长”邓小平），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是瞿秋白同志（其1950年以后的烈士墓被毛泽东的一批红卫兵在“文革”初专以南下掘掉，同期苏州的“忠王府‘祠’”遭到严重破坏），毛泽东是参加者之一。 既使认定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有过“看来还是要靠抢杆子解决问题（大意，因无原始记录或无“？”公布）”的发言，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来历，也不可以就凭区区一句话，胜过黄埔（陆军军官）军校（此前清国的云南、保定等陆军讲武堂和沿海办的海军讲武堂及送欧、日等地研习军事人员），以及“北洋政府”的出兵外蒙、海参崴等和“北伐”与叶挺独立团的作用？ 党确定以武装斗争为工作重点之前，是周恩来等同志率先从事国民革命的军事活动的，又是他与其他同志最早直接负责着党在各地的武装暴动、起义和工农红军组建的指挥工作，以后各路红军在根据地、游击根据地的行动，也给予了领导、指导，如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产生“古田会议决议”），显然是他以“中央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部队传达贯彻，但“正史”遗忘了毛泽东在此前接受中央派遣的刘姓代表（20几岁）并不顾其他同志反对而委以军前委书记，而因刘搞瞎指挥造成战事失利，激起票决结果由陈毅取代毛泽东的隐情被人为“蒸发”了！ 在毛泽东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以后（师长朱德）和红四军党代表（军长朱德）时，各地的红军概由中央军事部统筹（编制、主要人事），并非一支红军在“打土豪、分田地”，如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在鄂豫皖……。 所谓“王明路线滔天罪”—-丢失苏区的百分之百、白区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把陕北根据地（陕北红军）、西康根据地（1950年以后的川西北，红四方面军约8万左右），以及会合在一起的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等）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等）所据川、鄂、湘和贵州毕节地区等人为“消灭”了的谎言！ “正史”长期说有过“王明路线”，然而，证据何在？其实，王明（陈绍禹）是的确有本事又有能量的。他不仅背后有“共产国际”（后台老板是苏共与约瑟夫

4.延安岁月的毛泽东（中）
在延安的岁月里，毛泽东以协助指挥军队的中央高层成员身份，开始了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在争取莫斯科信赖、海外和国统区影响的同时，积极地拓展了在党内的活动范围，为获得党、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组织基础。
“西安事变”的历史契机：
在20世纪上半叶，伴随封建帝制及其政权的崩溃和民国的初兴，濒发了各种事变、事件，当“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去世以后，尤以“西安事变”的影响最为突出，不仅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抗日统一阵线的形成，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演化。
“西安事变”爆发以前，国民党中央主席从汪精卫更替为蒋介石，而军队更由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长职务统御，政府在“攘外”、“安内”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共产党惟可以在资源匮乏又地为偏隅的陕北搞安营扎寨，但西北的“二马”、山西的阎锡山是难以捍动的势力，张学良、杨虎城又领兵控扼了交通要冲，因而仍处在相当险恶的环境。
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既使蒋介石得以生还和继续处在民国元首地位，也为在“西路军”失败后的红军三个方面军及在南方的游击、隐蔽人员，带来了蒋介石与周恩来“庐山会谈”之后接受“抗日招安”的现实，而中共的人员也因“第二次国共合作”可以公开地在国统区活动了。
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参与了中央高层为此应对的决策活动，其主张属于“放蒋派”，与红军高级干部代表的“杀蒋派”有别，但中共已恢复了与莫斯科的联系，重大决策不可不征得共产国际与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同意，“西安事变”的处置方略亦不例外。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重要的在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之目的与旗号，含有一致对外抗日的吁请因素，以及宋美龄、宋子文等“救蒋派”的翰旋得法，且代表了当时民国政界的各方利益，而中共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亲往西安说项，促成闯下了“惊天大祸”并国际周知之后的“捉蒋”的始作俑者，在既有内部的情绪不稳定，又有外部的何应钦调兵欲讨伐“叛逆”在古都将肇发战端之际，以“放蒋”筹码和张学良“认错”又“侍送蒋介石返京”为条件，在取得了主角的“允诺”以后，便见好就收了；关键的则是“西安事变”主角—蒋介石本人的对策与行动符合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即实现全民族团结一致以御外侮的抗日统一战线，为“救亡图存”开辟了通路！
如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蒋介石代表的势力事后变了卦，以及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那历史又会给予毛泽东什么机会呢？当然，历史事实不是“假设”的集粹，但研究历史不能畸轻或畸重于某一局部，宣传历史就更不应该搞“曲解”、“夸大”、“缩小”，过去滥兴“有选择性话语历史”，恶劣尤媲美纳粹戈培尔之流，危害在祸患民族、教坏子孙，徒令司马迁于九泉之下也难以安息！
斯诺的“宣传”功效及受毛泽东的“重视”：
当年的埃德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