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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了解中共党情的都清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与抵制、批判和战胜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而“正史”曾相应地确定并演义了王明先后犯下“左”、右倾路线错误的“史实”，因此种意识形态说法的长期流布，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现代中国的历史观念。
然而，现在却有一些对王明的历史评价的松动，即：
“中共在1937年后对王明的评价一直采取否定态度，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王明基本上完全以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代表的反面教材面目出现。他被广泛认为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间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共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同时，他又被认为在1937年到1940年期间犯了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片面强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忽视了对群众的积极发动和中共的独立自主性。”（注1）
“近年来，对王明的评价有了新的观点。认为王明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间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原因。对于王明在1937年到1940年的行为，则中共称为“投降”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并没有投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实际行动。更有一些学者人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方针和基本原则上没有原则上的分歧。”（注2）
如，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李东明撰文《谈王明的功过是非》（注3）就具有代表性，全文如下：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领袖王明，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严重错误，对其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对其犯错误的根源有时也缺少中肯的分析。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为全面认识王明提供了新的正确的视角。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中，王明是非常出名的，以犯有重大错误而出名。从延安整风运动起，对王明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这是对王明研究的一个新进展。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了哪些新评价？怎样看待这些新评价？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的新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王明的错误的定性有了新的提法。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把他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二是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虽然指出了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和影响，但在阐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沿用传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称谓，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三是指出了王明的功绩。如他在共产国际期间，主持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主持起草的著名的《八一宣言》；他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等，并对它们的作用给予了肯定。怎样看待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王明的新评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所作的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毫无疑问，王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严重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并非始自王明，但把教条主义推到极端地步的却是他。他比李立三更“左”、其教条主义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色彩，尤其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因而对全党的影响更大、更深，统治全党的时间更长，危害也更大。尤其是经过对其错误路线的强力推行，其唯上唯书、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长期笼罩了全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和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严重的曲折过程。抗战初期他的右倾错误，虽然由于有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造成全局性的灾难，但在党内形成了思想混乱，对党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当时，蒋介石处心积虑阴谋利用抗战、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搞垮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国民党在当时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王明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与国民党的合作而忽略党的独立自主的主张，必然将把党和革命事业带入极其危险的境地。若循此以往，则党的前途、革命的前途不堪设想。这些，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事实清楚地表明：王明是不堪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其主张是错误的并且对党的危害极大。 过去评价王明，有两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在评价王明错误时，有两点应当看到可是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战略思考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指示不符合中国实际，甚至损害中国革命。而共产国际要求绝对服从的组织原则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探索。既缺乏独立探索意识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就是因为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而被赏识推举到中共领导职位上来的。因此，他的教条主义就既有他自身的原因，同时又有共产国际的原因，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重要领导人，王明在当时的政治信仰、奋斗目标是无可非议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抗战时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上，他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王明的思想动机、基本政治立场是不错的，他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错误（当然，这些错误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错误）。对此，中共中央曾明确指出过。如毛泽东为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结论草案”，在尖锐地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同时，指出：王明等人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以及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一再宣布：王明等人的问题是“党内错误问题”。我认为，明晰这两点对正确地评价王明是十分重要的。 既然王明没有背离党的立场，并且在抗战时期遵照党的指示，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拒绝蒋介石“融化”共产党的要求、批判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为维护党的利益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其他一些斗争，以及在抗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共产党的立场的言行，可以断定：虽然王明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的右倾错误，但绝不是政治信念发生变化，他没有背弃共产党而转向国民党，不是要投降国民党，因此不能把他的错误说成是“投降主义”。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论述和指导中国革命，而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不考虑中外差异和时空的不同。土地革命时期，他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张，源自于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他所谓革命高潮的形势判断和强调的“进攻路线”，也是根据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而提出的；他坚持的“城市中心论”道路、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是照搬了苏联革命的经验，如此等等。因此，用“左”倾教条主义来概括，最能反映他的错误的基本特征，由此，其错误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为关门主义、在干部问题上表现为惩办主义。用之来概括统治在这一时期的错误，要比用“左”倾冒险主义准确得多。 王明与临时中央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委任博古等人组成临时中央，王明是有很大责任的；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和思维方式，也对博古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后来临时中央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部署，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呢？还是主要受王明的影响呢？还是临时中央执行教条主义的结果呢？这是尚不清楚和需要认真研究的。但有一点起码可以明确，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责任或大部分责任不应该由王明承担，以前所谓“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在评价王明时，还有一点不应忽视，就是王明虽然犯有大错，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必须全面客观地考察，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的王明，才能对他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注4）
我们就来看一看王明的简历与生命轨迹：
王明（1904年4月—1974年3月27日），男，原名陈绍禹（一说玉），安徽省金寨县（现属安徽省六安市）人，中共前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王明参加过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入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31年初，在他的老师、“共产国际”执委兼东方部部长米夫（Pavel Mif）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中共领导层，并在同年1月至9月间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注5）
根据中共官方的声称,王明此后在中共内部逐渐形成了一支以王明为代表的、即后被中共称为“教条主义”的派系（也被称为“共产国际派”）。中共认为这一派系的主要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俄革命经验神圣化，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一切指示。
1931年9月，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莫斯科，秦邦宪（博古）为临时中央总书记。根据中共官方的说法，秦邦宪在这一时期充当了王明在中共的代理人的角色，继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秦邦宪等人否定毛泽东等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等方针，并剥夺了毛泽东等人的军权。
1933年，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洛甫）取代秦邦宪总负责政治，会议也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1937年“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成立后，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统战部长。在“延安整风”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派”成为了最主要的批判和教育对象。
1945年中共“七大”上，王明落选中央政治局成员，仍当选中央委员，在44名七届中央委员得票数中排行倒数第二，此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婚姻法》等多项法律。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低票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当时已赴苏联治病，此后一直居住在莫斯科。
王明曾在苏联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并自任主席，还邀身在加拿大的张国焘前去加盟，但是被后者严辞拒绝了（注6）。
“文革”时期，王明曾计划返抵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企图推翻毛泽东，由于苏联不支持而未实行。
王明在苏联发表了《“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作为自己与毛泽东40年来恩恩怨怨的一个交代，还出版了一本自命比“毛泽东诗词”还要高明得多的，收有３０多首诗的《王明诗歌选》。
1974年王明自感深患重病，抱病完成回忆录《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约20万字，全书主要围绕“文革”展开，否定毛泽东思想。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苏联以“共产国际的老朋友”的名义将其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圣母公墓。（注7）
以往的“正史”，将王明完全打入了另册，连同与他有关的《八一宣言》在内的原始出处也作了“加工”，显然有一个动机就是为了塑造“毛泽东神话”的需要！
据《人民日报》系统在2001年“七一”前夕出版的《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17）》，将“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作为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并简略介绍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之产生与影响—-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常称为“八一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族的大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部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这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迅》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北平、上海等地，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谁对《八一宣言》的诞生拥有首功呢？当然不是还在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的毛泽东，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的王明！也就是说，王明主持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发表的工作，尽管该部历史性文献是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的。
我再引一种权威性评价（注8）：
“该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论述“九一八”以来爱国将士、民族英雄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救亡图存，在伟大精神和必胜信念之后，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同以前的统一战线口号、主张相比，《八一宣言》有许多特点。宣言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
该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
该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号召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净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该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该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并表示中共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注9）” 笔者不在本篇评价毛泽东与王明纠葛的是是非非，仅提供王明其人其事作为制造“毛泽东神话”的重要材料，可窥得制造的成本既是浩大的又是歪曲、掩盖了多少历史的真相啊！
注1、注2：均引自某专家公开发表文章。
注3：见2003年2月13日《北京日报》。
注4：以上为李东明撰《谈王明的功过是非》全文。
从注5至注7：均引自某研究机构材料。
注6：有传记作家称，当时张国焘对王明之邀的态度是坚决拒绝。
注8、注9：引自某研究机构对外公布资料。

（2008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