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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员欲强奸邓玉娇被杀死的事儿，令人神共愤。官员们真是越来越猖狂了!从持证强奸卖花女，采处女百名，三陪女副市长，北京来的叔叔调戏少女，女教师陪酒、艺校女生毕业分配去“三陪”、到书包妹卖淫案……我们的公仆，代着三个表，和着一个谐，如“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今后，我们的女儿放到外面工作和学习，哪个做父母的能够放心？就是强奸嫌疑犯邓贵大、黄德智等，若有女儿面容姣好，放到外面，就不会担心？ 在一本外国人写的书里，曾提到：日本侵华期间，自从有一“汉奸”为日军提供了一些妓女后，强奸的事情就几乎绝了迹。那么，在官员性需求如此高涨的今天，在洗浴中心、理发按摩——暗娼遍地的今天，我们的政府何不效法当年的那位汉奸，为我们的官员光明正大地提供些妓女，这样，绝对可以使我们那些清白的女儿，少受伤害或不受伤害。 为了我们清白的女儿，请把那些地下的妓院合了他的法吧!
1942年冬春之际，先以延安为中心，随即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场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由于它在延安开展的最为典型，史称“延安整风运动”（注1）。
延安整风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被认为“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之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气质，重建了以他为绝对领袖的党内体系，奠定了举党“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对党内生活和党风、以及1949年后的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也有重大影响（注2）。
延安整风运动简要始末（注3）：
延安整风运动自1941年5月开始，最初只在中央领导
层中学习，然后逐步扩大范围：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规定了整风方法、步骤；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各解放区都先后开始了整风运动。它于1945年4月结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1941年5月—1942年2月）是准备阶段，即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同年7月、8月，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第二阶段（1942年2月—1943年10月）为全党整风阶段。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同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地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座谈会后，文艺界也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第三阶段（1943年10月—1945年4月）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从1943年冬起，中央决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问题，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在整风学习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答。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正史”说，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
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整风的方法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
但有研究专家则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全党的思想改造、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新制度的创设；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注4）”
延安整风运动的背景（注5）：
延安整风运动的真正起步在1942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它最初表现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至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所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迅速转变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路线、组织机构、精神气质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
1938年秋，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将毛泽东于1935年后在军权、党权方面的权力扩张予以合法化，使他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加强。
从1938年末至1941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使自己在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基础上再扩张的重要阶段，在1941年 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以毛泽东当面向王明发起挑战，并获得全胜而告结束。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运动的终于拉开大幕，它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他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初目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可是很快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很明显，这些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针对的就是当时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注6）
这里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抗日救亡运动中，延安的口号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涌入，但这些具备初级启蒙，并且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延安方面的统治而言是危险的。所以借助所谓“批评领导”，引出知识分子提意见，最终在《矢与的》墙报发表后，“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审干”运动。从抓出来的名单看到，针对的主要就是知识分子。（注7）
延安整风运动的局限和错误：
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对过去错误的揭发批判，不但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感情，还开创了“人人过关”、“打击一大片”的恶例。
“正史”曾稍嫌简略地叙述（注8)：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1943年7月，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1944年春有关领导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注9) 实际上，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注10)
造成毛泽东历史上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异端”想法和他个人的专断性格。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异端”主张，大大有利于中共实力的扩展，这种结果迫使中共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向毛泽东认输，同时，也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注11)
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年—-1931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 AB团”大镇压，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他在中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1941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注12)。
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审干—-最初抓出来的“国民党特务”、“内奸”，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冤枉的。后来。刘少奇在1959年9月9日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也承认“延安整风时百分之九十五人都被整错了。” （注13) 毛泽东就是这样玩弄“整风”，搞垮内部政敌，发展私人势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将党权军权牢牢掌握，使中共集团步调一致，把枪口炮口齐齐对准一心抗日的国民党。（注14)
“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来龙去脉（注15)：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由康生发起的所谓“抢救运动”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审干活动变味—-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调查部和党校都发现许多特务（注16)。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1942年基本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整风，一边审干。”
当时，敌伪和国民党派遣特务打入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是真实的，认真审查干部也是必要的，但正常的审干活动后来被康生搞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把王明那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陕甘宁边区重演，则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康生虚构“红旗党”—-1942年11月，康生一手制造了一个假特务案“张克勤案件”（注17)。在“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下，张克勤作了“甘肃党是红旗党”的假口供，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反革命的“红旗党”。
1943年4月1日晚，康生突然在延安报案机关逮捕200多人，并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在各机关、学校、单位掀起抓特务、抓叛徒的高潮。延安1万多干部中，在审查中特务及失足者近千人，占10%。4月中旬，康生又搞“坦白自信”运动，让张克勤四处作坦白报告，现身说法，搞假典型，推广他的“经验”。到7月，他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说现在的审干就像抢救落水的人，不能从容地搞，要在紧迫的时间中去“抢救”。这个报告曾经被当时的延安青年称为恐怖的信号，实际是一种诱骗高压，使来到延安的广大青年，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人人自危，恐惧万分。
整个陕甘宁边区，从机关到学校、工厂，从城镇到乡村，开始了“全线进攻”，并提出要“日夜抢救”，于是到处召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把边区搞得乌烟瘴气。特务多如牛毛，任何机关单位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等等坏人（注18)。
毛泽东公开道歉—-这样的“抢救”，把15000人打成特务、奸细，受到很多人的反对。1943年8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强调在整风审查干部中，反对逼、供、信，并提出具体的九条方针。毛泽东意识到“抢救”运动的问题，说“这是青年人的灾难”。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并在11月5日规定“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5%，并一经坦白，立即释放。”
李蒙回忆说：毛泽东后来在许多公开场合，向受害同志公开赔礼道歉。直到1945年初，他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还说“抢救”运动时发生了过火的“左”的错误，过火要不得，群众逼供信不好，并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他把手举到帽檐下：“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陪个不是。”“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 （注19）
李锐回想起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时期可怕的情况(注20)：“抗战初期，一批批满怀热情的青年，不畏艰难险阻，千里闯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来到延安，投奔共产党，还包括在边区长大的。这些天真纯洁的青年，在这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都受不了逼供信，在斗争会上‘坦白交代’自己的‘特务身份’，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打出了一万五千个特务。可是国民党方面的唐纵，这一特务机关的首脑，他慨叹的却是在延安无一根‘内线’！就是说，没有一个同他们有联系的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真正的特务分子；我说，只要有一个，他也不会这样说了(当年从境外潜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是有的，延安保安处就逮捕过这样的特务，但是都不属于正牌子的军统特务)。而我们却一时闹得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自称‘特务如毛’了。
师哲回忆：1942年12月，审干在面上铺开。于是“特务”越来越多，各单位弄到没人看管“特务”了，因为看管
“特务”的人也是“特务”；吃不上饭了，因为炊事员也是“特务”，不可信了……。
1943年10月，党中央决定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认为审干有“肃反扩大化”的倾向，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随后展开的甄别平反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结束。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谈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他说，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山东省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他又说，特务本来是少少的，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在这次“七大”上，毛泽东还表示，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注21）
（紧接下篇）
（2008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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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xxddww7171
霍宪森
西瓜
panfan
谢云章
Re:他是大救星还是……（18）
[ 2008/9/28 7:43:00 | By: 访客pTKw4B(游客) ]
毛泽东还表示，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整个毛泽东的执政期，实际是对人权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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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他是大救星还是……（18）
[ 2008/9/28 10:09:00 | By: llxxddww7171 ]
宁可错打一千,不放过一个,比蒋介石好多少?这是整自己人啊!为了个人权力,可不择手段对待自己同志,这样的领袖是大救星那天下还有什么正义真理而言.只有盲从愚昧无知的蠢人才会崇拜到死.少有一点理智感情者是绝不会如此愿意受骗到可悲地步的.—-李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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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他是大救星还是……（18）
[ 2008/9/28 10:25:00 [...]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人生轨迹，曾经交会在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潮和建党初期，耐人寻味的是他俩政治生涯的异同，既是各自命运的写照，又是中国甚至世界社会历史影响与变迁的折射！
陈独秀的生平简介（注1）：
陈独秀(1879年—-1942年)，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他在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他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陈独秀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
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
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注2）。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从当年到三十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
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在“八.七”会议上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注3），他从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陈独秀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注4）。
1929年11月，陈独秀因为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被开除出党。12月，他与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1年5月，他出席了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
1938年，陈独秀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他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省（今重庆市）江津县。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此为其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注5）。
毛泽东、陈独秀投身共产主义的思想异同：
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中，陈独秀无疑扮演了先驱者、宣传家、活动家和主要领导人的角色，而毛泽东作为后起之秀，也曾自诩为是由民主主义立场转变而来的（注6）。
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指令担纲和以后又被解除领导职务相似，毛泽东在陕北取得党的主要领导权的合法性程序和授权，也是系来自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斯大林）的首肯。
但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思想路径却迥异，各自对待中国社会、革命等问题的看法皆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而生前地位又大相径庭和身后的历史评价也分别产生了变数。
1953年2月，毛泽东路过安庆，忆起陈独秀，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毛泽东问:“陈独秀家还有谁？”傅大章答:“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正色道:“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遗憾的是，毛泽东可能因发动“文革”以后的无暇顾及，而陈独秀的一个女儿及其子从深圳投奔了自由的香港，之后再设法辗转经由加拿大最终定居在了美国（注7）。
陈独秀晚年的一些政治观念（注8）：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
1.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
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革命。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3.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民主、独裁（或专政）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认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
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另一个方面，他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
陈独秀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
陈独秀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他把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也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9）。
毛泽东评价陈独秀（注10）：
“毛泽东和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影响是其他历史人物难以比拟的。两人曾经共事多年 ,都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在建国前曾多次肯定过陈独秀的历史作用 ,但后来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评价基本上以 1 955年为界 ,前期以肯定为基本态度 ,后期则以否定为基调。究其原因 ,主要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特点 ,他们之间的固有分歧 ,不同的社会环境对毛泽东的影响”所致。
胡耀邦对陈独秀评价的关注（注11）：
郑惠回忆：“事情发生在一九八四年初，当时陈独秀的某个後代向中央提出恢复陈独秀党籍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的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评价陈独秀一生活动的文章，澄清过去的历史是非，使这个党的重要历史人物得以恢复其本来面日。
当时，胡绳同志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亲自指导并参加了这篇文章的写作。此文最初由王洪模同志起草，其间经过反覆多次的大修改，形成两万多字的送审稿即上报耀邦、乔木同志。
那时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六年之後，党史界对陈独秀的评价较之过去已有若干改进，如已纠正过去那种不谈或少谈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的缺点，破除了强加於陈的‘汉奸’、‘特务’等十分荒谬的政治污陷，等等。不过，在几个重大历史是非功过问题上，一般的仍然是因袭旧说，很少重新根据历史事实改变不当的评价。
我们起草的这篇文章虽然想在评价上尽力做到客观公正，但受到当时材料和认识的限制，还是有责备过严过苛的地方。
这种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的关注，他在阅读送审稿後不久就召集了一个小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会议从这年十一月廿三日召开，参加的有乔木、胡绳、郑必坚和我。耀邦同志在会上反覆强调对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非常慎重”。
“他认为对陈独秀复杂的一生应当根据详尽确实的材料进行深人细致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中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後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於陈。当时敌强我弱的阶级力最对比形势十分悬殊，我们党又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上政治上也根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在这种条件下，陈独秀是很难不犯错误的。耀邦同志主张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贤，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使後人受到教益。”
“经过耀邦同志这样一番指点，我们又将这篇文章作了许多修改，以《关於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为题，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
“文章相当细致地分析了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就他几个时期对於革命的功过作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指出‘陈独秀一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後来走上了错误道路。他的错误是在中国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犯的，除了他主观的原因以外，也有当时历史条件的某种影响’。”
“文章最後说，我们在深刻总识他犯过的严重错误的同时，辽要回顾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前期、中期的功绩，‘把这些作为历史财富继承下来’。应当说，这篇文章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但在推动对陈独秀的科学研究和公正评价方面，在当时还是起了首创作用的。 ”
陈独秀晚年的“个性”、著述与“毛泽东热”现象：
近年来，研究陈独秀的活动趋多又较为放得开，谨在此转引一种代表性意见（注12）：
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如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
陈独秀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 他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独秀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他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他拒绝了，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
中共的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独秀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
从长征途中开始勃发，到张国焘在西安投靠了国民党，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及其发展与“正史”的“一边倒”叙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意识、政治上的好恶观念。
因非白即黑的“皇民观”使然，导致了毛泽东绝对正确的“红太阳”地位，与此相反则是张国焘邪恶的“大叛徒”形象。不过，大陆曾长期如此，而海外却有所不同… …。
寄目往昔，我们就先了解一下毛、张交锋之前与以后的张国焘其人和有关故事。
老资格的革命者、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注1）：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 ，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市(今上栗县)。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参加“五四运动”，是北大学生领袖之一。
张国焘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中共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张国焘在1923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政府”逮捕，出狱后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
张国焘在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5人）常委成员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之后他去苏联，在对右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初，张国焘回国后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分别于1932年和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压力下，先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两军会师后的失败分子”（注2）：
1935年6月，张国焘与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在懋功（今为小金县）与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不足1万人）会师后，他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并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1935年9月又擅自率8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
由于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红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张国焘才于1936年6月被迫取消了他所成立的“党中央”。
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7月初，他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失去党、军领导权）。
张国焘的叛逃及政治沦丧（注3）：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据研究“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恐惧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又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4）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从当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他还能接受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但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注5）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
4月7日以后，张国焘不顾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的劝说、挽留，于4月中旬只身由戴笠委派的军统人员接应而走进了国民党的阵营（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4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
张国焘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他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走到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
不久，张国焘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但策反行动失败后，戴笠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他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而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又不久，张国焘又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更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岂料，当他踏上故土上任就职，受到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打击报复（注6）。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他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
张国焘寓居香港、迁驻加拿大及客死多伦多（注4）：
去台不久，张国焘因自家居住一带的房子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而强行征收，他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占了。潦倒的张国焘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事可做，便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
随着“朝鲜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他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而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感到寓港日子不好过，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并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共来人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
张国焘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经考虑再三，最后笃定不回归。
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文革”一度波及到了香港。张国焘大为惊慌，作为一个共产党叛徒，他不知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冲击。为躲避灾难，他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张国焘进行了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注7）：
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张国焘也认为，在“文革”发动以来的两年中，毛还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从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至于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被选为接班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多年的下属，林对毛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林彪显然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他推测，林彪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的利益。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将如何发展？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彪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家知识。
此外，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的妻子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至于当时已被打倒的一些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将会复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美国政府极为关心“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对所谓“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无需多虑： “在眼下的中国，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外交事务并非重点，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
同时，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现在毛泽东之所以很关注西德，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同时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向中国提供了急需的货物。与西德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的气候。”
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瘫痪，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
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老人病院的病床上，张国焘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身边没有护士、也没有亲人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注8）。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
张国焘的晚年自述：
在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只有张国焘写了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说明其真实性受到一定重视。 菜九段于几年前评论（注：以下三段）：
从张国焘的回忆来看，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偏重于政策指导和人员训练。中国共产党奉苏俄为思想上、行动上的老师，苏俄就此对中国共产党给予指导则是天经地义的，回忆重点提到了威金斯基、马林、越飞、鲍罗廷、米夫几个人。由于当时的交通、通讯的不便，使得苏俄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政策只占有理论上的优势，而他们对中国的实际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让莫斯科派驻中国的几个代表人物相机行事了。
在这几个人物中，鲍罗廷的影响最大，因为他在中国期间，正值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期，中国共产党在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党，借国民党的声势，与其合作来发展壮大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多少带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就是说生怕得罪国民党，于自身的发展不利，鲍罗廷的重要性在于，他强化了这一政策的合法性，蒋介石在1927年4月，对共产党人实行镇压的时候，鲍罗廷和中共的领导人们也只是提出联合国民党的左派打击蒋介石，从根本上还是希望维系国共合作的。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行不通，“南昌起义”就是对这一政策的反动，意义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代表着20年代苏俄对中国政策的破产。
张国焘的阅历丰富极了，除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渊源外，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象“五四运动”、“二七罢工”、“五卅运动”、国民党“一大”、“北伐”、“南昌起义”这些在近代史上有名的事件，张国焘都作为重要角色参与其中，他对于这些事件的回忆也是有相当价值的。
评议张国焘的失败（注9）：
关于张国焘的失败，研究人员不乏独到见解，在此试引一家观点：
（一）张国焘自负地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斗争伊始即想否定当时中央的一切。
他开始是以为中央大权是在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莫斯科回来的那些人手中，所以一开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领导。然而，他好一阵才明白，当时在中央实际当家的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惨败、部队巨量减员及“遵义会议”后的战争之际，洛甫等人对毛便已基本是言听计从了。于是张国焘错上加错，又将毛也列入了攻击目标，从而使自己与整个中央政治局为敌。
（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名正言顺”的，而张国焘显然轻视了这一点。
张国焘以为凭借他人多枪好军事势力大，就能为所欲为，就能指挥其他人。但他忘了，他与红四方面军毕竟都是党的属下，都是以中共名义号召和领导而起的家和壮大的，他们的一切，在理论上组织结构上，都必然要服从中共及其中央。
（三）意气用事，在政治上的攻击与防守都没有定准章法。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采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个战略方案有利于红军。
但张国焘却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见为“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则摆出了一付固执己见的架势，不去多多考虑其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对自己在中央会留下什么影响，强行做出让他指挥的“右路军”执意南下的决定，并要“左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
1937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虽说因西路军的失败，他已没有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阵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中央政治局诸位同事只不过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驾于中央之上的霸气。对此，张国焘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失策，拒不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关系，其结果，就是自行孤立、堵死了自己在中共内的政治前途。
（四）转而投靠国民党，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与人生的最大败笔。
张国焘在1938年4月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仅仅“出走”离开中共，还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回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坏事。
但他再投靠国民党，就是他做人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样，他就丢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仅中共永远看不起他，就是国民党也视他为一条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笠、沈醉等就经常这样评价他），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待遇（一个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因为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张国焘竟也扮演了这种角色，当然是他人生的一个大失败。
毛、张比较与功罪：
1960年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
毛泽东能够在中共高层的崛起，固然是离不开他在延安还称作“明君”张闻天的“扶上马，送一程”，但“人和”方面则还有一些，而王稼祥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红色教授”型的留苏人物（注1）：
王稼祥，安徽省泾县厚岸村人；原名嘉祥,又名稼啬；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他1925年9月在上海大学附中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的王稼祥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实际工作，因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注2）。 王稼祥在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1931年4月由秘密交通员护送潜往中央苏区，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4月，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
在中央苏区以及踏上长征之后：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以致最后虚脱，当时人称这胜过关公的刮骨疗毒。因为医疗条件差，医生无法取出全部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王稼祥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长征出发前，有人主张将他留下，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并安排了几名身体强壮的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上路。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生命，若留在苏区，沦陷时断无生路。 长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队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因生病也坐担架，他们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马上得到支持。接着，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注3）” 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红军（注4）： 经过王稼祥的积极努力联络，多数领导人都赞同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军事领导问题。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张闻天、毛泽东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系统分析批判了此前的错误领导后，又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此后多年间，毛泽东曾一再称赞王稼祥的“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红军于1935年3月成立了最高统帅机构———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当时红军大都在白天行军，夜间宿营后三人小组才能研究对策并处理指挥事务。 由于坐担架行走不快，每天王稼祥先于中央纵队的行军队伍出发，纵队到了宿营地很久他才能跟上来。到住地后，他又马上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并处理文电，几乎夜夜难以休息，只有白天行军时才能躺在担架上睡一会。 传奇地走完长征（注5）： 坐担架行军存在的最大危险，便是突然遇空袭时不便迅速隐蔽。别人跑到路边躲藏，王稼祥只能坐在担架上，看着敌机投弹和扫射。过夹金山后，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落到他的担架旁边，主治医生不幸牺牲。过草地遇风雨交加，又没有房屋，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取暖。不过王稼祥仍在担架上草拟并交待了对敌军宣传和鼓动部队的一些纲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参加长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领导人中唯一的重伤员，腹腔内的一些弹片和腐骨无法取出。长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脓，只好插上一个橡皮管子，使脓液排出体外。由于没有止痛药，只能用盐水消毒，每天换药时往往疼得大汗直流。
当人体最初形成的时候，所有的器官都想当头儿。
大脑说：我应该当头儿，因为我掌管着全身的各种神经反应和功能。
脚说：我们应该当头儿，我们载着身体和大脑走遍天涯海角。
手说：我们应该当头儿，因为我们做所有的活儿来挣钱。争论持续着。
心脏、肺、眼睛等器官纷纷发言要求当头儿。
最后，屁眼站出来表示他也想当头儿。
大家对他的要求嘲笑不止，屁眼怎么能当头儿呢?
于是，屁眼开始了罢工。
他拒绝工作，并把自己堵的严严实实。
不久，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感受到了屁眼罢工的危害。眼睛开始发直，手和脚也哆嗦起来，大脑开始发热，心脏和肺也无法正常运转。
最终，大家重新召开了会议，一致同意屁眼应该当头儿。于是，一切恢复了正常。
当各个器官忙忙碌碌的工作时，他们的头儿只是在那里坐着，并且时不时向外喷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头儿的不一定都是大脑，大部分领导都是屁眼而 已……当人体最初形成的时候，所有的器官都想当头儿。
大脑说：我应该当头儿，因为我掌管着全身的各种神经反应和功能。
脚说：我们应该当头儿，我们载着身体和大脑走遍天涯海角。
手说：我们应该当头儿，因为我们做所有的活儿来挣钱。争论持续着。
心脏、肺、眼睛等器官纷纷发言要求当头儿。
最后，屁眼站出来表示他也想当头儿。
大家对他的要求嘲笑不止，屁眼怎么能当头儿呢?
于是，屁眼开始了罢工。
他拒绝工作，并把自己堵的严严实实。
不久，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感受到了屁眼罢工的危害。眼睛开始发直，手和脚也哆嗦起来，大脑开始发热，心脏和肺也无法正常运转。
最终，大家重新召开了会议，一致同意屁眼应该当头儿。于是，一切恢复了正常。
当各个器官忙忙碌碌的工作时，他们的头儿只是在那里坐着，并且时不时向外喷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头儿的不一定都是大脑，大部分领导都是屁眼而当人体最初形成的时候，所有的器官都想当头儿。
大脑说：我应该当头儿，因为我掌管着全身的各种神经反应和功能。
脚说：我们应该当头儿，我们载着身体和大脑走遍天涯海角。
手说：我们应该当头儿，因为我们做所有的活儿来挣钱。争论持续着。
心脏、肺、眼睛等器官纷纷发言要求当头儿。
最后，屁眼站出来表示他也想当头儿。
大家对他的要求嘲笑不止，屁眼怎么能当头儿呢?
于是，屁眼开始了罢工。
他拒绝工作，并把自己堵的严严实实。
不久，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感受到了屁眼罢工的危害。眼睛开始发直，手和脚也哆嗦起来，大脑开始发热，心脏和肺也无法正常运转。
最终，大家重新召开了会议，一致同意屁眼应该当头儿。于是，一切恢复了正常。
当各个器官忙忙碌碌的工作时，他们的头儿只是在那里坐着，并且时不时向外喷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头儿的不一定都是大脑，大部分领导都是屁眼而 已……原文地址：http://xinhuoqiangshou.blog.sohu.com/47531940.html已……
公元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在四川映秀镇举行纪念四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活动中，我们听到了“胜利”的声音，声音出自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口：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重大胜利，表现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气概，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凯歌。
……灾区人民正大踏步走向新生活。这一切，为夺取抗震救灾斗争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句好象又在说抗震救灾没有胜利!)……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取得的成绩，必将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当前，我国正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刻……努力夺取经济社会发展新胜利。
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伟大实践，再一次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拼搏才能胜利……
我百思不解，这一口一个的“胜利”是哪天取得的？抗震救灾真的胜利了吗？谁胜利了？
既然是抗震救灾的胜利，那么，就首先应该是四川人的胜利! 请问，灾区人的永久性住房“胜利”了吗，吃的穿的用的“胜利”了吗，残疾孩子的安置“胜利”了吗，灾民的心理“胜利”了吗，生产生活秩序“胜利”了吗？
既然胜利了，那么地震中出现的问题也应该“胜利”了!请问，死了那么多无辜的孩子，他们的数量是多少，他们的校舍质量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谁是问题的制造者？还有那些大发国难财的商与官，我们把他们“胜利”了没有？还有那些尸位素餐的地震工作人员，有没有让他们“胜利”地走人？
既然抗震救灾胜利了，那么，地震的原因也应该胜利查到了。请问，地震究竟与三峡、与四川盆地星罗棋布的水库有没有关系？在地震带及附近建水库是创举还是无知？ 如果受灾民生活没有胜利，灾难的问题与原因没有胜利，那么这胜利不属于天地和人民。它只属于那些食我民脂民膏，正在做份内工作或什么也不做的领导阶级!
古时，天地人被称为三才，人们讲究敬天畏地，讲话忌惮那“举头三尺的神明”。文学家孙犁就是这样的人，他曾说这样的话，这里篡改他几个字：
如果我们能够在将来，把我们今天所作出的“胜利”，拿出来再看，看看是否有愧于天地良心，是否有愧于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 曾横着四川八万多具尸体的土地，你知道我们是哪天胜利的吗？
(来源：四川新闻网 )近日，四川绵阳安县桑枣镇香溪村突然出现大量蟾蜍，仅席兴国一家周围，就有上百万只。这些蟾蜍给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每次出门都要踏过无数尸体才能杀出一条“血路”，看到屋外满院子的，大家都没有吃饭的胃口。村民担心这是地震发生的前兆，专家已赶往现场查看。安县桑枣百万蟾蜍齐上岸 县林业局说很正常 四川新闻网安县5月5日讯(记者 莫秀娟 实习生 谢娟 张亚芝) 前日一早，家住绵阳安县桑枣镇香溪村4组的席兴国打开家门，瞬间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一眼望去，在视线所能及的范围，地面上密密麻麻地聚集了小拇指般大小、黑压压一片小蟾蜍，要想出去根本没法下脚。再一探头，只见院子里、路上、邻居房子周围都被上百万只蟾蜍包围了。如此异常现象，村民担心为地震前兆，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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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蟾蜍“包围”住家 今日上午7点，本网接到热线反映，安县桑枣镇香溪村4组的席兴国家周围出现密密麻麻的蟾蜍，有上百万只。9点过，当记者敢到现场，只见席兴国的房屋周围以及隔壁邻居家前前后后全布满了小拇指般大小的灰黑色蟾蜍。除了坝子中间的蟾蜍比较稀疏外，路上、墙角等地比较阴暗的地方，出现蟾蜍蜂拥、扎堆现象。席兴国指着被踩死的蟾蜍说：“根本没法下脚，一脚下去就是十几个。你看，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是蟾蜍的尸体。” 在现场，记者发现，被蟾蜍包围的几家人的前面是一个池塘，池塘边漂浮着很多垃圾，而池塘里的蝌蚪非常密集。而蟾蜍则都是由池塘奔向住家。席兴国说：“蟾蜍上岸不是这一两天，在上个星期就有蟾蜍乱串，但数量不多，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现在蟾蜍的数量越来越多，已经上百万只了，这种现象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据席兴国介绍，蟾蜍晚上和早上最多，白天随着气温的升高，渐渐减少，近3、4天都是这样。 村民受惊吓生活受影响 席兴国的邻居张敏告诉记者，他们全家老小都怕这种东西(蟾蜍)。虽然蟾蜍一两只不可怕，但数量那么多，每个人看了都起鸡皮疙瘩。而且每次出门都要踏过多少只尸体才能杀出一条“血路”。现在他们全家人都大家达成协议就是要么呆在家里，要么一直呆在外面，什么都不能做，给日常生活造成很多的不便。“我们的早饭几乎不能吃，”席兴国说：“今早上起床，就有几只蟾蜍通过缝隙爬进里屋，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些东西是被爬过，哪些又是干净的，让人防不胜防。我们早上煮了饭，全家人没有一个人吃了的，看到屋外满院子的这种东西，大家都失去了胃口。昨天，蟾蜍的数量还没有今天那么多，我们就用扫帚来扫，但没隔多久，它们又聚集过来，一会儿就又遍地都是了，我们简直拿它们没有办法。” 担心怪现象为地震前兆 令席兴国它们如此担心的原因除了蟾蜍太“壮观”外，还有就是担心这是地震发生的前兆。席兴国及邻居都认为这么反常的现象是动物的先天灵敏性，嗅到某种天灾的发生，因此它们都认为很有可能会发生地震。安县林业局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了事发当地查看情况。据安县林业局工作人员说，这里处于农田的低洼地段，很适合蟾蜍生存，现在正是蟾蜍繁殖季节，加上被生活垃圾污染的池塘水温略高，非常适合蟾蜍产卵和孵化，在孵化时间集中、孵化率高的情况下就会爆发大量幼蟾集体上岸迁移，这种情况是比较正常的，蟾蜍属于益虫，对绿色庄稼有保护作用，它们的到来会为当地减少蚊虫，村民不用为此担忧。但到底与地震有无关系，他们也无从定论。下午，安县地震办工作人员听说此事后，也很快赶到现场查看。 是否与地震有关，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延伸阅读：青蛙蟾蜍频繁上路 原因众说纷纭 湖北宜昌上万青蛙上路 专家称是繁殖季节(图) 四川一水库数万幼蟾蜍爬上岸 居民惊呼心头发麻 重庆水泥路现万只小蛤蟆 专家称不必恐慌(图) 大量蟾蜍袭四川雅安山村 村民疑与地震有关(图)media_span_url(‘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09/05/07/011879852.shtml’)瓜神曰：蛤蟆上树去打酱油，怎么又上岸了，有请专家!
如果不是在毛泽东去世不久发生了举国为之欢庆的粉碎“四人帮”事件，以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肇兴，那么我们将很不清楚中共有过一位在艰难岁月里担负总责任的张闻天同志，或者更无从知晓他曾经是毛泽东的老领导哩！
与天下人所闻之如雷贯耳的毛泽东不同，自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就沉寂了的张闻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呀？
那好，我们就从张闻天的生平说起：
党内学者型的人物：
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今上海市南汇区）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注1）
张闻天曾就读于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小学，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注1）
1919年，张闻天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
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
张闻天的成长经历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共同之处，即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由追求民主主义以救国救民，最后转向共产主义。不过，他还有特殊之处，即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地区，又留学到过日、美、苏三国。他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众多中国革命学生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于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选进入苏联最后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同志们，党内很多人都称他“老教授”。
民主型的领导干部：
张闻天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被派回国内担任中央领导职务—-1930年，回上海任中宣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
不太左的“正史”曾述及张闻天曰：“开始时，他曾经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一旦深入实践，他便能很快认识真理。”毛泽东也在“八大”上曾经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长征前的清醒领导者：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都”瑞金，张闻天与毛泽东两人相邻而居。毛泽东当时曾被莫斯科回来的某些人讥讽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张闻天却同毛泽东经常聊天，还关照政府工作人员要尊重他。1934年春，张毛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因张闻天与博古（秦邦宪）、王明（陈绍禹）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实践，与他们的分歧还是日益加深。
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第232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约有5000字）的社论，提出了对红军转移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战略思想，也被后来中央和红军长征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篇社论，较早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若干重要战略思想，已经为红军长征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的。这些观点，在1935年1月17日张闻天在长征途中写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1936年毛泽东在志丹窑洞里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得到了相当系统和生动的论述。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来看，《一切为了苏维埃》是一份长征出发前中央苏区党和红军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思想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
“遵义会议”是整个红军长征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张闻天对长征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毛泽东，促成‘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毛泽东在”十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样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接着还进一步强调：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
周恩来在1960年一次报告中提起“遵义会议”时也指出：那个时候开始是闻天转得快。张闻天在这个根本转折中的历史作用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在长征的危急关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中央政治局内同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斗争。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一重要地位和他的这种鲜明立场，对于这个紧要历史时刻配合毛泽东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德在《中国记事》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到达黎平之前的一次讨论作战方案的”飞行会议”上，他的”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的方案遭到毛泽东的拒绝，而毛泽东”继续向西”，”进入贵州内地”的主张，则是”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接着又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事实表明，正是到达黎平之前被称为“通道会议”的紧急会议，形成了这次党内战胜错误的起点和酝酿“遵义会议”的前奏。
第二是在“遵义会议”上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促成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邓小平于1979年8月26日在张闻天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央所作悼词中披露了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一件重要史实，即在会上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据查考，1960年毛泽东在周恩来一次报告的插话中曾经说到这件事情，他说：“遵义会议”他（张闻天）作反报告。周恩来接着也说：博古作报告，他作反报告。杨尚昆也有同样的记忆，他还记得在先后的顺序上是洛甫先作反报告，接着毛泽东作了发言。
1935年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有这样的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由此可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是很好的配合，从而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而张闻天之所以最后被推举代替博古的职务，无疑也是与他对整个会议所起的重要作用直接有关的。
第三是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
邓小平在上述悼词中披露的另一件过去鲜为人知的关于“遵义会议”的史实是张闻天”起草了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决议是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件。这份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关于历史教训总结的文件。毫无疑问，张闻天起草这份文件也确实融合了他本人在会议前思想转变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例如，他在1933年同博古对待福建事变问题上发生分歧时所写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出同决议相一致的批评关门主义的观点；又如他在1934年同博古发生关于军事方针问题激烈争论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对关于分兵把口、堡垒主义的批评，以及前面《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中的若干战略思想和对拼命主义、逃跑主义的批评，这些也都是同决议中的有关部分相一致的。
长征及到达陕北以后的“明君”（注3）：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支持毛泽东，努力实现军事战略的根本转变。从“遵义会议”之后到巧渡金沙江之前是红军长征在毛泽东指挥下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红军实现根本战略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以其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率领红军四渡赤水，写下了他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得意之笔”。在这里，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过去对张闻天这段历史不但人们不能获得全面了解，而且遭到严重歪曲，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在长征途中成稿的“遵义会议决议”这一历史文献本身，就反映有当时传达与动员战略转变相配合的这一历史特点。决议最后部分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
关于张闻天扎西传达决议，1935年2月19日《红星报》有一条重要报道：“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总的是支持和合作的，然而对他军事领导的信赖程度也有一个随着实践加深的过程；从实际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建立也是有一个摸索过程。张闻天的上述个人认识是符合这个过程的，他对毛泽东关于领导的配合也是前后一贯的。
可是他没有想到，后来“庐山会议”挨整时，加在他身上的一条莫须有的罪状就是所谓长征中反对毛主席。被罢贬的张闻天并没有萦怀于个人得失，时刻所想的仍然是党的兴衰存亡，他曾深切地对遇难时探望他的一位将军说出了一句饱含党的历史教训的忠言：将帅们军事指挥上的集权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党内不能没有民主。
张闻天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长征形势十分有利，但不久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前景又布满了阴云。在这严峻时刻，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紧密配合毛泽东同张国焘错误进行坚决、正确的斗争，为长征作出了又一重大贡献。
早在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之前，当张国焘在要不要攻打北部战略要地松潘问题上最初暴露出与中央北上方针分歧的时候，张闻天就在1935年6月24日撰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详细阐述中央方针，指明消极逃跑的危险倾向，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夺取松活，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并且强调指出，“这是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
张闻天的这篇文章是迄今能找到的长征途中最早系统阐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目标、批评逃跑主义的历史文献。它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如果不是张国焘的延误战机，红军取得松潘进而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有可能的，经历草地的一场灾难也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如此，还应该指出，后来陕北中央根据地的建立，追溯其源正是与这篇文章所设想的蓝图相通的。
张闻天在中央同张国焘错误作斗争中的作用，可以从许多档案资料中看到历史的踪迹，有些重要的会议是张闻天主持并作总结发言的，如“两河口会议，有些重要的决议也是由他起草的，如《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央致张国焘的许多电报都是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联名或由他单独具名发出的。
张闻天在这场斗争中坚定地贯彻毛泽东的正确方针，表现出处处以大局为重而不考虑个人得失。当中央在人事安排上考虑如何对张国焘作出让步时，他表示可以将总书记一职让出，当毛泽东提出如此做不妥时，他则又完全听从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是他坚决不拿个人私情做交易。起初张国焘曾经利用四方面军中张闻天的老同学来做拉拢他的工作，然而张闻天不为所动，而且站在党的立场上做争取这位老同学的工作。张闻天的坚定立场自然使得张国焘记恨在心，所以后来他曾把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列为要“打倒”的对象。
1936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评。会上张闻天作了总结发言，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补充和进一步阐述。发言明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同时他强调四方面军中“还有总司令”，“还有广大好的干部”，因而还有争取好的可能。发言最后提出对张国焘个人暂不作组织处理的结论，“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
中共中央将长征落脚于陕北的正式决定，是1935年9月28日在甘肃通渭的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出的。
张闻天就是最早参与决策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于9月22日在哈达铺写的一篇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中就集中地搜集了当时所获得的信息，表示了中央最初的战略意图，实际上提出了在原定目标下重点在陕甘的最早设想。
陕北是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战的出发点，从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到1936年三大红军会师的一年，是民族危机空前增涨的一年，也是中共中央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一年。
早在张闻天率领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后不久，他就在1935年11月17日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党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抗日反蒋。接着不久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关于运用统一路线策略问题专门作了报告，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意见，反对关门主义，在此过程中，他将统一战线的策略写信给当时尚在前线的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1日复电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
1935年12月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会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形成的标志。这次会议是由张闻天主持的，他在会议经历了有争议的讨论后作了支持毛泽东意见的结论，并为这次会议起草了决议。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参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制定，而且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宣传和组织的工作。
中共中央在紧张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同时，继续不断地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促进内部团结，为三大红军的会师创造条件，在这方面张闻天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8月 15日，张闻天又撰写文章《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指出：“这是具有全国与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胜利会合。”文章最后预料这个会合将会对民族统一战线产生影响：“三大主力会合，无疑的更能使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获得新的成功与胜利。”历史证明了这个预断，正是三大红军会合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向毛泽东交权始末（注4）：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睛，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
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
1936年12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将政治局委员王稼祥送到苏联去，彻底治疗他的伤病。到达莫斯科后，王稼祥一边治病，一边肩负着党的重任，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的目前状况，介绍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
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关于确认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回到了延安。在落实“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向毛泽东移交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原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的高尚胸怀。 王稼祥一到延安，毛泽东就找他作了长谈，关切地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在苏联以及回国路上的情况。王稼祥一一作了回答，首先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以及由苏联带回的武器物资清单当面交给了毛泽东，然后郑重地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作出的口头指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同志商定，由王稼祥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些意见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这是1926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统一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敌后。 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在六中全会上，首先向毛泽东提出“让位”，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 走下全党总负责以后的张闻天：
张闻天虽然没有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会后却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王明留在延安工作以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
1938年5月，张闻天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
1939年7、8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不过，毛泽东是大事抓得紧而不爱管具体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张闻天。
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的一些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以前相反）。可以说，这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毛泽东方面。
在一个较长时间，他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同志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协助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有着显著的成就。
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因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降职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任“特约研究员”。脱离负责岗位后，他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
“文革”中，张闻天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6年7月1日因心脏病猝发在江苏无锡去世，享年76岁。
张闻天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光辉一生，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庐山罢官、文革被禁，自始至终胸怀坦荡，公而忘私，忠于革命。他一生俭朴不为名利，他的一个女儿一直在上海工厂做工人，临终时他把历年来积蓄的四万元（注5）全部交了党费，没有给子女留下分文。
刘英（张闻天夫人）2002年8月去世前也留下遗嘱：张闻天所有版权交给国家，家中所有存款交最后一次党费，表现了共产党人公而忘私，清白廉洁的高贵品质。
1979年在张闻天含冤去世三年后，党中央为张闻天隆重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作的悼词中对张闻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作出了充分肯定。1985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拨专款对张闻天故居进行了修缮。张闻天故居现被列为上海市旅游局推荐观光点。
笔者在本篇仍大量引用史料和研究成果以后，就评价一句话，在毛泽东当了张闻天的领导以后，两人情况就有迥异了，最后呈现的是：一个为到死不弃权位的“红太阳”，一个为身后留下足可辑成《张闻天文集》（不乏对社会主义命题的精深考察）的“特约研究员”！
后来长征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193492
注1：根据张闻天研究和“张闻天纪念馆”公布资料。
注2：董老在这里说的就是1934年9月26日张闻天在瑞金云石山写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由此可见，董老就是通过这篇论文，做出了党和红军将要做出重大战略转移判断，并且开始积极地做长征准备工作的。
注3：根据张培森、 程中原 、李安葆等公开发表文章。
注4：根据《人民日报》公布党史资料。
注5：毛泽东则独有巨额稿费遗世。
（2008年9月23日）
张闻天在长征前夕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对转移具有重要意义的若干战略思想。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它提出了关于红军转移的若干重要战略思想，而这些同毛泽东反”围剿”的战略思想基本相一致，也被后来长征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文章在论述转移必要时，提出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战略思想。根据敌我力量的具体变化来决定进攻、防御和退却，反对盲目冒进，采取灵活变化的战略，乃是毛泽东从领导井冈山反”围剿”以来形成的一贯的基本战略思想。与此相反，不问具体条件一概只要进攻的所谓进攻路线，则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战略方针上的根本错误。而张闻天在这篇文章里却表现出了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一致。需要看到的是，文章对斗争方式的解释和它对”只要进攻”模式的批评，不仅表现了他对进攻路线实质上的否定，而且从战略思想的高度上说明了这次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