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毛泽东率领中央领导成员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活动，尤以召开文艺座谈会和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战略主轴，在加强党领导的同时，将“阶级性”理论运用于知识分子政策和确立了文学艺术活动的“二为方向”，其威力延续至今。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涌向延安的现象：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世界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在东、西方知识分子中都有不少人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经历。而受此种国际形势影响，国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双重考虑（日本加剧侵华和“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选择了延安。（注1）
与沉闷的“国统区”不同的是，延安成为平等、自由民主的“乐园”、成了昭示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灯塔（注2）：政治上，它是中共刻意经营的抗日民主模范特区，大量吸收着知识分子，极力鼓励学术研究、提倡言论自由；物质生活上，实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军事供给制生活；此外，延安尚在革新社会旧俗，“主张男女平等、提倡革命道德、普及大众文化、反对封建礼教、废除封建陋习”，致力于建立同志式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同时，中共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吸引中外记者、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来延安参观访问与观察思考，他们以第三者的眼光撰写了相关文章，进一步扩大了延安的影响。（注3）
中共更是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吸收和消化工作—–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号召，明确提出：“对于知识分子的争取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后又强调指出:“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1939年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陈云（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呼吁“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了就没有了”。中共还制定了奏效的“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注4）
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想方设法把一批批知识分子送往延安，具体途径和过程是（注5）—-
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1937年，上海党组织调派的艾思奇和何干之（他们一行12人是首批到延安的著名知识分子）到新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1940年，周恩来关照张仲实、茅盾到达延安。中共地方党组织和设在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以合法机构的名义不断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又千方百计把他们一批批送往延安。
二是参加延安地区学校的招生考试。中共在1937年至1942年间，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面向全国广大青年招生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17所院校，大都面向全国广大青年招生。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以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当时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后有“红色桥梁七贤庄”之称。
中共专门设立了交际处负责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进行接待和安置：根据个人情况，安排绝大部分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培训后再分配工作，使他们学有所用、人尽其材、各得其所。（注6）
“一二、九运动”（注7）以后，一批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量奔赴延安。据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在投奔延安的人中，有来时带着钻石首饰的华侨，有上海滩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萧军等著名的文化人，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样的爱国军人。他们走到了一起，“理由很简单，延安没有盯梢的，延安吃饭不要钱，延安是
自由、民主之地，抗日不受管束。”（注8）
到1943年12月底,“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任弼时语)他们的走向延安，壮大了革命队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化水平，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注9）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发表讲话：
当年，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地域上主要有三个来源:大后方、沦陷区和根据地，他们被毛泽东形象而笼统地归纳为“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注10）
整体而言,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知识分子更多地继承了“五四”的传统,其思想背景主要是英美的自由主义。相比之下,沦陷区来的知识分子身负国耻家恨,民族主义的情绪更为强烈。而根据地来的知识分子则具有具体的生产斗争的经验,或多或少地接受过马列主义的熏陶。不同的背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实际上,这三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起点是迥然不同的,因此,这些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中共的区别对待。（注11）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我们要文武双全。……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经常劝告文艺工作者,不但要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要到战争中去、到工作中去、到群众中去。此后,他在讲话、文章中多次阐述了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为工农服务的重要意义,指明知识分子的革命行动方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注12） 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发出的号令迅速作出了回应（注13）—-
西北战地服务团于1937年8月12日组建成立,团长丁玲率领团员辗转于临汾、太原和西安等地,他们为抗日军民演出戏剧、歌舞、曲艺、杂技。1938年8月7日,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和柯仲平领导的边区文协“战歌社”,率先组织了30多位诗人,拥上街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街头诗运动。
周文（注14）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具体开展了延安的大众化文化工作，毛泽东曾亲笔致信他赞赏其主办的《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以其为例批评了那些脱离群众、对搞大众化文化思想不通的同志。
然而,在欣欣向荣的整体氛围之下,延安文艺界也存在着一些与当时环境不相协调的现象（注15）。
1941年10月23日,丁玲在其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一文,指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所以,要用杂文这一武器暴露黑暗、揭示真理。
不久,《解放日报》上出现了大量的杂文,对丁玲的文章形成认同和回应之势：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中呼吁要“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罗烽作《还是杂文的时代》,认为边区也存在几千年传流下来的陈腐的思想行为,希望杂文划破“黑暗”。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将敏锐的目光投向延安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女性,深刻透彻地分析她们在革命中的尴尬处境和不幸命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则承续了鲁迅尖刻锐利的杂文笔法,批评在延安生活中领导与群众缺乏爱的现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要求“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萧军在《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中抨击了延安“‘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稀薄”的现象。曾写过散文《我歌唱延安》的何其芳，这时也写了很多首具有内在的心灵化特点的《夜歌》一类的诗,回归到抒写个人的趋向中去了。
伴随这股潮流的，还有“中央青委”在文化沟创办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曾轰动一时的壁报。《轻骑队》创刊于1941年4月,勇于揭露缺点和开展批评,观者拥挤,如赶集市。华君武、张谔、蔡若虹三人举办“讽刺画展”,作者自白意义就在于揭露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原形,“要大家警惕,使它们不至于在新的社会、新的生活、新的革命事业中存在和滋长”。1942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墙报《矢与的》的创刊号更是提出了“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的主张,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
此时的延安，舞台艺术也出现了“偏差”。知识分子将城市的戏剧移植到延安,大戏和洋戏在延安竞相上演,日益向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方向发展。
延安文艺界的诸种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4月,毛泽东约见艾青时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艾青提议以开会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此前萧军亦曾建议毛泽东制订文艺政策,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开始广泛地约请延安“文抗”的丁玲、刘白羽、罗烽、白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欧阳山、草明,《解放日报》社的舒群,“鲁艺”文学系的周扬、何其芳、严刘、周立波、陈荒煤、曹葆华,戏剧系的姚时晓,美术系的华君武、张谔、蔡若虹等人了解情况,全面搜集文艺界的各种材料。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出席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会议由凯丰主持。（注16）
5月2日为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几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谈了该团的演出感受。从晋西北回来的第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作了发言。（注17）
28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首先讲话，谈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对象问题，并联系自己谈了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毛泽东作“结论”发言。（注18） 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为“引言”、“结论”两部分，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共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注19）
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毛泽东又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指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注20）
各根据地中央局和各级党委，相继传达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部署文艺整风工作。各文艺团体和有关单位组织作家、艺术家认真学习文件，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一些作家还发表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如立波的《后悔与前瞻》、舒群的《必须改造自己》、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等。鲁迅艺术文学院还检查了文艺教育中的问题。周扬发表《艺术教育的改造》，张庚、何其芳也发表《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论文学教育》，检查了前一时期文艺教育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偏向。（注21）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风学习，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组织部于1943年3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和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制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会后，作家、艺术家们纷纷下乡。（注22）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
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注23）
次日，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该通知要求把毛泽东讲话列为全党整风的必读文件。（注24）
11月7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文艺工作者研究实行，把党的文艺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注25）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公开发表,进一步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文艺整风运动。1944年元旦，重庆《新华日报》也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摘要发表了这个讲话。（注26）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确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针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注27）
“文化人”演变为文艺工作者（注28）：
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人”，根本不同于旧时代的“封建文人”：虽然“文化人”这个称呼正式出现于1936年即抗日战争前夕，但一经出现就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且新文化界把“文化人”这个概念作历史上的回溯，延伸到“五四运动”时期。那时，公认“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胡适之”这些“五四”时期的教授、学者都属于“文化人”之列。
北京聚集着许多文化人的北京学界文坛，到1926年在军阀统治的高压政策之下，已然陷入一片沉寂：《语丝》被禁，《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