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是一个十分乖巧的学生，但是我们满足于只是在教室里教条式的接受别人的东西，我的生命需要我自己去体会，去创造。

时尚是由内而外的东西，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东西，如果靠穿一件衣服就可以侠侣我自己变得时尚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时尚的人也就太多。人们总是在说某个人十分的时尚，但是他们往往不知道的是，说这个人时尚并不能说明他很高雅，高雅和时尚是绝对不可以相提并论的，我们只需要一点东西，我们就可以变得很时尚，但是高雅却不是这样，有时候想想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在追求着时尚呀，真的很的，但是他们真的懂得时尚的含义吗？我看未必。

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抗战全面爆发后,海外侨胞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的8年中,华侨捐款共达13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1亿6千多万元。
飘落在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他们对祖国抗战作出的贡献是不能忘记的—-
为支持国内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地的华侨救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统计，抗战期间共有华侨团体约3900多个，其中专事抗日工作的救国团体就达900余个，它们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打破宗亲、地域的界线而走向联合，将千百万华侨组织起来，汇成一股抗日的洪流……有的通过抵制日货，在经济上给敌寇以沉重打击；有的通过募捐筹赈、认购国债和侨汇等方式，在财力上给祖国以支持；还有的通过捐献飞机、大炮、汽车、弹药、衣物、药品等军需物资，支援前线抗日军民；更有的冲破重重障碍，回国参军参战，甚至为国捐躯。（注1）
华侨回国直接参军参战—-
仅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的统计，战时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注2）。
在空中护佑中华大地（注3）：
在回国参军参战的华侨中，华侨空军飞行员参战系最早又是保卫祖国领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力量，涌现出一批受到祖国人民崇敬的爱国英雄。
抗战时期，我国有作战能力的驱逐机飞行员中，归侨飞行员约占3/4。广东空军是抗战初期对日空战的主力，从队长到队员，基本上以华侨子弟为骨干。华侨空军飞行员没有辜负广大侨胞的重托，他们为保卫祖国领空和人民生命财产，英勇驾机出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立下战功，有不少人为祖国热血洒碧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九一八事变”之后，美国华侨就鉴于祖国落后、尤其是国防航空事业非常落后的状况，决心选派掌握航空技能的青年回国，以增强祖国的防空力量，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各地华侨社团为此纷纷开办航空学校，为祖国培养航空人才。
1931年10月10日，美国俄勒冈州华侨成立了“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 ，年底该会筹建的“美洲华侨航空学校”正式建立，并由华侨捐购了3架飞机，分别命名为“民族号”、“民权号”、“民生号”，作为训练华侨青年和留美中国空军飞行员之用。
1933年7月26日，由美国华侨抗日后援救国总会建立的“旅美中华航空学校”成立。此外，三藩市、芝加哥、洛杉矶、舍路和罗省等地，也先后建立了航空学校，培养航空飞行员、飞行师和其他航空技术人才。
美国华侨还组织了“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团”，在美国各地设立了6个分团（注4）。全国抗战爆发后，美国华侨航空人员，纷纷回国参加抗战。
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广东空军派遣了一支混合机队赴沪参战，其中就有刘沛然、陈信源等归国华侨飞行员。
在“淞沪战役”中，美国归侨、中央空航六队分队长黄毓铨，婚假届满即穿上飞行服，升空迎战。因该机操纵系统已损坏，在飞机上升转弯时突然失灵，机毁人亡，年仅27岁。他是华侨飞行员第一位牺牲的空军烈士。
1937年8月16日，在句容上空，华侨飞行员陈瑞钿追击1架敌机至太湖上空，并将其击落，自己也负了伤。同日，美国华侨飞行员、中队长黄泮扬，英勇杀敌，击落敌机3架，他所驾驶飞机的机冀和机尾均被敌机射中1弹，左右两边的着陆器亦被射破。
1937年9月19日，华侨飞行员陈其光，在太原上空击毙日本号称“驱逐之王”的三轮宽，再立战功。
1938年初，美国三藩市“美洲中华航空学校”第一届毕业生12人，由副校长黄子秀率领回国。随后，第二届毕业生40余人驾驶着侨胞捐赠的新式战斗机10架，于1939年初回国。第三届毕业生周威林等33人，于同年6月21日乘英国篮烟通公司轮船“古罗卡”号回国。
与此同时回国参战者还有，“美国中华航空学校”派遣回国的毕业生(航空和飞机维修技术人员)90多人。
抗战期间的多次空战，都有华侨飞行员参加。如轰炸浏河敌舰，湖北孝感之役，轰炸坂垣师团，河南归德之战，衡阳之役，广州、粤北空战及武汉会战，轰炸广西昆仑关，兰州之战，成都会战，重庆会战，奇袭宜昌机场等。
在陆上打击日寇（注5）：
回国参军参战的华侨青年，大多数人在抗日前线从事战地服务、战地宣传、战地救护和直接参加地面战斗。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的抗战作出积极贡献。
在东线战场，参加淞沪抗战的抗日将士，冲锋陷阵，奋不顾身，他们当中就有回国参战的华侨战士。由缅甸华侨张瑞隆出资招募并装备的缅甸华侨救国义勇军160 人，随张发奎所属第四军张德能部十分英勇地参加了“淞沪抗战”。新加坡华侨决死队16名队员，在“淞沪战役”中，英勇杀敌，全队除吴志强外，全部英勇牺牲。
华侨青年组成的“东线华侨义勇队”，转战于东战场右翼，他们侧重于战区内侦察与宣传工作，经过许多次激烈的血战，歼灭了不少敌人。
在华南战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集团军的各路部队，都有华侨青年从事战地服务。“槟城救伤队”，1937年11月回国，其50名队员随军转战珠江、西北和北江地区，担任战地救护和伤员护理工作。由林鹭英率领回国的越南青年童军服务团，1938年8月回国后，先在惠州151师服务，后又随军经博罗、增城、龙门、从化转清塘等地。“回国参战仅数月，其团员之散失或牺牲于敌机轰炸下者，已过半数，所余者23人。”(载新加坡《新国民日报》1939年1月13日）
在华中战区，菲律宾华侨司机15人，从1937年底开始，就在国民政府军政部服务。为了抗战，他们无日无夜地紧张工作。缅甸华侨救护队80多位医务工作者，在两个月时间里，就医愈伤兵和难民万余人。
战时的华北战场，有几百名归侨和广大的抗日军民一起打击侵略者。他们战斗在最前线，涌现了一批伟大和英雄的战士。八路军女指挥员李林，就是华侨英烈中突出的代表（注6）。
在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和文化工作者，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抢拍战地实况镜头，采访抗战英雄和受难同胞，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由华侨新闻工作者与国内记者合拍的新闻纪录片《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民众示威游行》、《八路军之游击》、《孙夫人》等，是最受华侨欢迎的影片。
在广州黄埔区夏园村，迄今仍住着一位抗日英雄，她就是86岁的侨眷老奶奶徐佩珩（注7）。当年她作为无线电高手，在敌占区隐蔽战线进行英勇的工作，为祖国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驰骋在滇缅路上的“南侨机工”（注8）
滇缅公路是在横断山脉的纵谷区域抢筑而成，高山深谷海拔落差很大，山顶海拔3000多米，深谷只有300—500米。沿途悬崖、峭壁、急弯、陡坡、危石、深谷、急流无数，稍有不慎就会撞车、翻车甚至车毁人亡。该公路修成后，运输力量严重不足，急需大量有经验的驾驶员和机修工。
值此危急之际，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派人前往新加坡，商请“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要求协助号召南洋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技术人员回国服务，运输军品及经济物资以渡过难关。
1939年2月7日，“南侨总会”在报纸刊登招募启事，定居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尼、泰国、缅甸等国的爱国华侨青年热烈响应，应募者络绎不绝，经挑选审查合格者3200多人。
1939年 8月前，所有应募合格者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分9批分别从新加坡经越南海防或马来亚槟城经缅甸仰光回国。全体人员到达昆明后，经三个月短训，编成6个大队。其中以华侨捐赠的200辆汽车编为两个大队，命名为“华侨先锋大队”。每大队有180辆至192辆车，6个大队共有 1152辆。
“南侨机工”车辆占滇缅运输线上2000多辆的55％，3年多来共运输各类物资221567吨，其运输量占总量的55％，合计121862吨，人均运输38 吨。“南侨机工”用自己的血汗和英勇献身的拼搏精神，使这条长达1000公里的交通运输线，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水平，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1941年支援我国，其所需能源的绝大部分，也是通过这条运输线运进的。
经济上的援助祖国抗战（注9）—-
为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海外华侨华人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游行示威、罢工罢运、踊跃捐输、抵制日货，并积极维护中国团结抗战大局，进行各种国际援华活动，从物质上、精神上予以无私援助……
慷慨捐献：抗日战争时期，华侨为祖国毁家纾难，他们为祖国捐款、捐物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巨，为华侨爱国运动史上绝无仅有。据统计，战时全世界有800多万华侨，其中有400多万人为祖国抗战捐过款，占当时全世界华侨总数的一半左右。
侨胞发动赈款，捐赠方式丰富多采，有私人自由捐款、团体捐款、常月固定捐款、各种义卖活动以及购买公债等。据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华侨捐款总额为国币13亿多元。何应钦就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说，1939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18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
华侨捐款阶层极其广泛，有富商巨贾、工农大众、文化人士、甚至乞丐、舞女、妓女、囚犯等，上迄两鬓斑白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孩童都积极参加捐款。
除捐款外，华侨还为祖国抗战捐献大量物品。所捐献的物资从飞机、坦克和各种车辆，到冬夏服装、毛毯、被褥、蚊帐，应有尽有。抗战的头三年，广大侨胞就捐献飞机217架、救护汽车1000多辆、坦克23辆。
抵制日货： 华侨不仅在捐献方面作出巨大贡献，而且还通过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几乎每一个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都有专门抵制日货的组织，直接给日本以经济打击。
华侨还开展了不为侵略者服务、不供给侵略者物品的“不合作运动”。南洋日营工矿企业中的华工罢工停产；旅美华侨组织起来，抵制美国把废钢铁和战需品运往日本。所有这些行动，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支援了祖国抗战。
舆论上的援助祖国抗战（注10）—-
争取国际援助：抗战时期，华侨创办报刊，宣传报导祖国抗战，是他们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方面。华侨宣传抗战的报刊杂志有70种以上，比较有影响的有巴黎的《救国时报》、纽约的《华侨日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菲律宾《华侨商报》等。其共同的特色就是突出地报导了祖国的抗日动态，把 “祖国消息”和“华侨救亡运动”辟为专栏。
为向全世界揭露日军暴行，宣传鼓动和争取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心并支援中国抗战，世界各地的华侨做了大量的工作，即通过办报、办电台、演出救亡戏剧和抗日歌曲、演讲、散发宣传品等形式，向侨居地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报道中国抗日的真相，呼吁国际友人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中国抗战，捍卫世界和平。他们还广泛争取侨居国各阶层人士和进步团体，促其主持正义，发挥社会影响，动员本国人民推动本国政府建立反日政治同盟，援助中国抗战。
在华侨们不懈地努力下，援华抗日的舆论响遍全球。许多国家的友好人士，先后建立了一些反日援华联合组织，并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不许出售或运输军事物资给日本的“不供给运动”、“一碗饭运动”、购赠“希望书行动”等等。国际友人的热情支持，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著名侨领援助祖国抗战的事迹：
“南洋有个陈嘉庚，美洲有个司徒美堂”，此为抗战争时期在海外华人社会到处传颂的赞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位叱咤风云的侨领对祖国抗战作出的贡献是多么巨大。
A、 陈嘉庚的抗日业绩（注11）—-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杰出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
1、组织华侨抗日团体，向祖国输送人力和提供财物保障。
1938年 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宣言》，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号召我南洋八百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在 “南侨总会”领导下，南洋各地筹赈会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支援祖国抗战各项实际行动高潮迭起，效果也极为明显。向华侨募捐、支援抗战，是南侨总会的首要任务：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 (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
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
1940年，陈嘉庚回国，还不辞劳苦亲自到滇缅公路沿线慰劳视察，尽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勉励华侨机工继续为祖国抗战做贡献，至今仍使人们难以忘怀。
2、反对和谈主张抗战挺身而出声讨逆贼 。
陈嘉庚领导华侨在政治上对祖国抗战的有力支持，更是惊天地、泣鬼神。他政治敏锐，目光远大，爱国心强烈，处处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敢言人之不敢言，敢为人之不敢为”，特别是在揭露汪精卫之流投降卖国方面干得更加出色。
当时(1938年10月28日)，重庆参政会将开幕，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分提出经修改后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十一字电报提案，经大会多数通过生效。此举给妥协投降派头一棒，震动海内外。
陈嘉庚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详列汪精卫卖国罪行，号召广大侨胞辨奸讨逆，继续捐资救难、输财救国，抗战不达最后胜利，支援抗战活动决不停止。各地华侨积极响应号召，讨逆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新马华侨普遍举行“反汪宣传周”，参加讨逆人数达170万人次。仰光侨胞筹款100万元作为缉拿汪贼经费；欧美华侨与南洋华侨并肩战斗，讨汪活动遍及各大侨居城市，舆论界也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誓与汪贼不共戴天”。
3、回国视察慰劳将士敦促因共一致对外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陈嘉庚肩负华侨重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一则慰劳前方抗日将士，鼓励他们继续英勇杀敌，二则实地视察国内状况，以便向侨胞通报并增强其爱国心，继续以强大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
4、身处险境以笔当枪歌颂华侨爱国贡献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向东南亚大举进犯。出于新加坡总督及当地华侨请求，陈嘉庚出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会长，领导新加坡华侨开展英勇的抗日斗争，时间虽短，成效明显。
1942年 1月，马来亚全境陷落，新加坡危急。陈嘉庚当机立断，将华侨义捐等项银行存款八百多万元，悉数汇回祖国，继续支持对日抗战。由于英政府无意坚守，新加坡于 2月中旬沦陷。陈嘉庚于2月3日凌晨离开新加坡，就近避难于爪哇。不久，爪哇群岛全部沦陷。在当地华侨及集美厦大校友掩护下，陈嘉庚历经数月辗转颠簸，于同年8月改名换姓隐居玛琅，住地几度转移，仍身陷重围。日寇对陈嘉庚早就恨之入骨，认定他是“南洋抗日之巨头”，其宪兵队日夜出动搜捕，到处风声鹤映，致陈嘉庚处境确实危险。负责保护他的校友们虽千方百计细心照料，仍险象环生，而陈嘉庚却若无其事。
陈嘉庚避难爪哇期间，因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抗战贡献巨大，早就想把这桩大事如实记下，而在避难期间从1943年3月动笔至1944 年6月，硬是一字一句坚持不懈地将一部三十多万言的长篇巨著《南侨回忆录》拿下。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陈嘉庚重返新加坡，对《南侨回忆录》作了若干补辑，并于1946年初在新加坡首先发行。经一版再版，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成为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难得的畅销书，从精神文明方面对祖国抗战做出特殊贡献，故引起强烈反响。
B、司徒美堂的抗日业绩（注12）—-
司徒美堂1868年4月13日生于开平县赤坎镇中股乡牛路里一个农民家庭。1880年到美国谋生，早年加入洪门致公堂。抗战时期，被人誉为“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司徒美堂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爱国之心愈加强烈，他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不遗余力，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成为公认的美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领袖，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颂扬。其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组织抗日团体，发动募捐救国。淞沪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联合各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开展宣传和募捐救国活动。1932年2月，司徒美堂主持召开安良堂干事会，作出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3项决议：以“致公堂”名义发电支持十九路军；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组织青年航空救国。安良堂还组织侨校的师生上街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募捐。
在司徒美堂的极力推动下，1937年10月13日建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司徒美堂被推选为常委。此外，他还筹集了大量衣物、医药及汽车，通过宋庆龄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运往各个抗日战场，支援祖国抗战。
第二，慰劳抗日将士，保卫抗日将领。1932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华侨慰问团的成员乘坐邮轮回到上海，拜会了蔡廷锴将军，将美洲华侨捐赠的慰劳品交给蔡将军，并详细了解了淞沪抗战的真实情况。5月16日，十九路军在军部召开“一.二八”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美堂老人及慰问团全体成员怀着沉痛与崇敬的心情，向抗日英雄们敬献了花圈。
第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第五，心系侨眷疾苦，呼吁救济侨眷。司徒美堂还跟美洲华侨联系，并亲自向国民政府交涉，得以在重庆枣子岗垭办起了华侨兴业银行，他还担任首席常任董事(未设董事长)，使该银行的业务有较大的发展，1943年的资本比初办时增加了1倍，总额达到800万元。除重庆总行外，昆明、贵阳、韶关、成都等大后方多处也设有分行或办事处，对吸引侨资回国，解除侨眷的困苦，输财抗战，投资国内建设，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注1：根据华侨、二战研究资料。
注2、注9、注10：根据张叠撰《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2006年1月）。
注3、注5、注8：转引自余亦兵（广州市政协）撰《缅怀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功绩》（2006年7月）。
注4：第一团在波特兰，第二团在凤凰城，第三团在芝加哥，第四团在纽约，第五团在匹兹堡，第六团在波士顿。各分团又组成空军别动队，随时准备回国效劳。
注6：李林，出生于侨居印度尼西亚爪哇的商人家庭，她14岁时随母亲回国求学，1936年12月加入中共，1938年任整编后的八路军一二○师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1940年4月，为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她不顾怀有三个月的身孕，率骑兵连勇猛冲杀，将日伪军引开，自己却在25岁时壮烈牺牲。雁北人民听到李林牺牲的噩耗，在其墓碑上刻着：“浩气贯洪涛，碧血染桑乾。忠勇报国志，永活在人间。”现在在山西平鲁县烈士陵园内矗立着一尊跃马提枪、飒爽英姿的著名抗日女英雄印尼归侨李林的塑像。
注7：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徐佩珩未满18岁，她背着父母，投笔从戎，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军事训练。1942年中秋节过后，徐佩珩与龙学湖装扮成一对夫妻（后经上级批准正式结为夫妻），携带着伪装好的小型收报机、发报机等通讯工具潜回广州。从1943年夏天起的两年多，每日都通过电波向重庆报告。
注11：根据新华社资料《爱国华侨陈嘉庚对祖国抗战事业的杰出贡献》。
注12：根据《司徒美堂与美洲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一文。
（2008年10月13日）

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

苏联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遂成为中国在抗战初期的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

苏联还曾派苏联航空志愿队直接参加对日空战，不过因素质的差距，结果并未能阻止日本取得中国境内的制空权。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联与日本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武装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又在中国领土诺门坎（今中蒙边境）再发生武装冲突，而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苏联继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和日本在1941年4月13日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因而该条约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

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离去，并破例与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了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有效期为5年）。至此，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然而，日苏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潜在的敌人。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用（迄今还有中国人因为这些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又支持了白俄的反苏活动，而苏联也支持、庇护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活动。 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悉数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半岛北部。 b、苏联支持中国抗战的情况（注2）： 1937 年7 月14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献时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 为声援中国抗日，苏联党政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了积极评价；苏联外交代表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呼吁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苏联各族人民纷纷写信慰问中国抗日军民，表示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有关宣传机构及时传播中国抗战的消息，并举办展览等。同时，苏联还从物资、贷款、军事人员等方面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苏联援助中国抗战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进入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国际法西斯势力不断恶性膨胀，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这对苏联从东、西两线同时构成威胁。此时的日本，不仅要称霸东亚，而且还觊觎苏联的西伯利亚。苏联在此情况下，积极援助中国抗日以牵制日本，准备全力对付更加危险的德国可能发动的侵苏战争，就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了。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宣布恢复20年代末以后一度中断的外交关系，并就对日的双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频繁接触。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定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同年9月以后，苏联援华军事物资开始陆续运往中国。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中国抗战形势更加险恶。中国政府呼吁美、英、苏等国家给予援助。 1938年5月10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明确保证：“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正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
　应中国政府邀请，自1937年11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仅武汉抗战期间，援华苏联军事专家达3665人，军事顾问200多人，在中国服务的苏联总人数约5000人（含志愿飞行人员）。参与援华的军事顾问中，包括苏联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朱可夫、巴季茨基、崔可夫、雷恰戈夫、日列加夫等苏联元帅和将军。 仅1938年5月至8月的武汉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9次并肩作战，共击落日机62架，给日空军以有力打击。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等15名空中勇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国抗战初期，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注3）—- “首先，苏联对抗战的援助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有示范作用。在当时德、意、日邪恶轴心已经形成的形势下，建立广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首要任务。然而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多次呼吁美英等国给予援助均遭拒绝。相反，美国还大量供应日本各种原料和军用物资。而苏联政府则在正确分析国际战略格局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趋势，排除了狭隘民族主义偏见，以实际行动反对了绥靖主义政策。既维护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又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并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树立了榜样。
　　其次，苏联在抗战初期的对华支援，不仅从精神上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而且对中国抗战从整体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军巨大的有生力量，赢得了时间，挫败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苏联顾问在抗战初期重要会战中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为我军制定作战方针和计划起了一定作用。大批苏联空军志愿人员的直接参战，对中国空中作战产生了积极影响。
　　苏联对华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使中国紧紧缠住日本，使其不能北进，防止由此导致日本对苏联进攻。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始终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1939年起苏联开始放慢援助计划执行速度。1941年4月13日，苏联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实际上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的抗战也支援了苏联。中国死死拖住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挫败了日本“北进”计划。日军1938年7月之所以放弃对苏作战的张鼓峰进攻计划，一方面是由于进攻失败，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中国的英勇抗战。”
　 c、苏联军事顾问的对华援助情况（注4） 为了提高苏联援助的效果，同时也为了应付抗战的紧迫局面，国民政府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来华指导。在此背景下，苏联军事顾问开始来到中国。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英、法、德、意等国在中国也有军事顾问。其中，以法尔肯豪森将军为首的德国顾问团有30 多人。他们为国民党训练军队、指导作战，主要任务是对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扩大，德国为加强同日本的关系，以保持中立为由，决定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及其他专家。但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暂时还未撤离，仍然滞留在中国。 国民政府既不希望同上述国家断绝军事外交关系，同时又希望苏联军事顾问担负起指导中国抗战的重要使命。而苏联在支援中国的同时，也不希望影响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因此，苏联军事顾问来华后，对外一律以军事外交官的身份活动。
1937 年11 月末，德拉特文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的身份来华，开始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一上任就建议中国军队必须由消极防御转入积极防御，使外交上听惯妥协、退让，军事上听惯撤退建议的国民政府感到耳目一新。蒋介石请求德拉特文根据他自己的设想，建立以苏联人为主的新的军事顾问体系。 德拉特文根据他自己的军事素养和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建议除在中央军事机关设立军事顾问外，在各战区、一些集团军和各军、兵种也设立军事顾问。 1938 年，苏联在华军事顾问体系正式建立，至1942 年初，在华苏联军事顾问先后任职的基本情况如下： 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 （1937年 11月—1938年 8月 ）、切列潘诺夫1938年 8 月—1939年11月 ）、 卡恰诺夫 (1939年1月 —1940 年12 月）、崔可夫(1940年 12月—1942年2月 ）。 各军、兵种的首席顾问：1 空军：日加列夫、特霍尔、阿尼莫西夫、波雷宁、罗加乔夫、赫柳金。2 ．工程兵：卡利亚金、巴布罗夫、科瓦廖夫。3 ．坦克兵：别洛夫、切斯诺科夫。4 ．炮兵：戈卢别夫、塔邦钦科、希洛夫。中央机关和各战区首席顾问：阿尔费罗夫、阿利亚布舍夫、巴季茨基、别列斯托夫、鲍勃罗夫、博戈柳博夫、瓦西里耶夫、康斯坦丁诺夫、帕宁、雷巴尔科等。援华空军志愿队：领队雷恰戈夫，政治委员雷托夫。 苏联军事顾问都是功勋卓著的军中英雄—派遣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都参加过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都是苏联军队中职务较高的优秀指挥员，此外几任军事总顾问在此之前都曾到过中国。他们中有如：崔可夫，1940 年12 月至1942 年2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后被授子苏联元帅军衔；日加列夫，1937年至1938 年担任中国空军顾问，后被授子苏联空军主帅军衔。德拉特文，1893 年生，参加过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1925 年第一次来华，在黄埔军校讲授通信课程，后任国民革命军通信顾问，1937 年11 月至1938 年8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从1915年5 月起在沙俄军队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时期，在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参加作战， 1923 年第一次来华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助手，随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战争。1938 年8 月至1939 年11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崔可夫, 1900 年1 月31 日生。在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期间，因作战英勇荣获红旗勋章2 枚，1927 年秋第一次来华任黄埔军校顾问。从1929 年至1940年先后任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首长进修班主任、机械化旅旅长、步兵第五军军长、集团军级集群司令、第四集团军司令、第九集团军司令，1940 年12 月至1942 年2 月来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 各军、兵种、战区军事顾问也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如：巴季茨基 , 来华前历任排长、连长、总参谋部特别事务协理军官、摩托化旅参谋长和师参谋长。苏德战争爆发前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博戈柳博夫 , 参加过苏俄国内战争，在东部战线和高加索战线作战，1938 年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并留校任主任教员。苏德战争爆发前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日加列夫 , 1919 年参加红军，1934 年至1936 年任航空兵大队长和航空兵旅旅长，1937 年至1938 年率领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作战并担任中国空军顾问，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斯柳萨列夫 , 1938 年5 月至1939 年2 月在中国担任轰炸机指挥员，并亲自参战；赫柳金, 1932 年参加苏联红军，1936 年至1937 年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任轰炸机飞行员、航空兵中队长，因作战勇敢获红旗勋章。1938 年，任援华志愿空军航空兵大队长、轰炸机群群长。因完成任务出色，1939 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蒋介石就曾说过：苏联顾问到来后，中国军队打仗比以前打得好了—-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由于对苏联的依赖，比较尊重其在华军事顾问，对他们的建议也比较重视。苏联军事顾问则凭借其特殊地位，在制订军事方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京失陷之前，国民党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主张南京不应设防，免遭更大的战火破坏，以蒋介石为首的则主张坚守。南京失陷后，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政府中吠“踏步后撤”的意见又占了上风，不仅民间工厂纷纷迁往西南，国民党军队也大批转移。德拉特文来华后，建议中国军队必须由消极防御转入部分反攻。为迟滞日军的进攻，掩护党政机关和民间工厂撤退，苏联顾问建议利用大别山、都阳湖和长江两岸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进行武汉会战。 国民政府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以长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的第九战区，共130 个师及海、空军各一部，约100 万人投入会战。 从1938 年6 月至10 月，武汉会战持续4 个月之久，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战略转变的重要一役。在战术方面，苏联军事顾问针对国民党军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正确的指导。国民党军的建设，长期以德国、日本军队为蓝本，强调阵地战、击溃战、决战。 由于中国军事力量薄弱，既要积极抗击日军，又要保存实力，不能拼消耗，因此，传统的战术必须适应新的战争形势的变化，必须进行改进。 切列潘诺夫认为，对付日军的进攻，战术上应该虚实结合，以智为上策，反对单纯的“堵塞”。与其在日军可能通过的狭窄地段上设防，以一部分部队与敌人作战，而另一部分部队则消极地等待“轮战”，不如以一部分部队正面阻击敌人，另一部分部队则迂回设伏，然后实施反突击。 国民党军队在南昌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中运用这一战术，获得成功。尤其在长沙会战中，日军虽然发起三次进攻，但都被国民党军击退。
在制订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中，苏联军事顾问发挥了主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大小战役、战斗，几乎都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 援助国民政府的苏联军事顾问不仅起到参谋、咨询的作用，而且还直接参与制订作战计划和协助指挥了一些重大战役。据可查资料表明，1939 年至1941 年的三次长沙会战、1941 年下半年准备发起的宜昌战役，均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策划或指挥。 为了持久抗战，苏联军事顾问特别重视国民党军的军队建设，首先指导整顿了指挥体制。抗战开始后，大大小小的各路军阀虽然暂时统一于中央政府，但长期形成的封建割据积重难返。 当时，国民党军内既有中央系，又有地方实力派，内部隔阂很深，无法统一指挥，抢占地盘的事件时有发生。切列潘诺夫建议改组军队，使各军兵种、各战区协同作战，全部服从统一的指挥部署。经过整顿，初步改变了国民党军一盘散沙的状况，使国民党军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增强了抗日力量。
接着，苏联军事顾问指导整顿了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日军大举进攻时，国民党苦心经营多年的特务组织失灵，部队打仗往往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样，处处被动，步步危急。切列潘诺夫有鉴于此建议，必须尽快加强军队的情报工作，尤其是需要采取侦察行动，不断骚扰日军。经过增加经费、培训人才、重新编组，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较有成效地运转起来，保证了作战的需要。 苏联军事顾问还亲自在军校任教和深入基层训练部队。当时著名的训练基地有兰州、湘潭两地。1938 年以前，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基本上是驾机单独作战，后来在苏联教练员的帮助下，训练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顺利。到1939 年夏，经过苏联教练员训练的中国飞行员有1045 人，领航员81 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 人，各种航空技术人员8354 人。 抗战期间，经苏联顾问直接训练或教授的中国军人约有9 万人。鉴于中国空军飞行员逐渐成熟，后来在对日空中作战采取中苏混合编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如1938 年在武汉进行的三次空战，是中苏空军最早的几次配合，击落日军飞机47 架。至1940 年，中苏空军又并肩在信阳、岳阳、杭州、南昌、南宁、广州、台北等地成功地进行了多次空战。 苏联军事顾问为促进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双方的阶级矛盾并没有消除，只是阶级矛盾暂时服从了民族矛盾而已。所以，在同日军作战的同时，国民党军经常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和抗日武装制造摩擦。尤其在战略相持阶段，随着频频泛起的反共浪潮，军事摩擦更是屡屡发生。
苏联政府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主要是出于国际惯例，因为国民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政府。在整个抗战期间，“为维护抗战大局”，它的确没有直接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物资援助。 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苏联政府及其在华军事顾问则进行了抵制和反对，如“皖南事变”发生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立即拜会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崔可夫也马上约见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人，对国民党军向新四军发动进攻表示极大的愤慨。
不要忘记苏联军事顾问的抗战援助—-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苏联顾问英勇无畏、不辞劳苦，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纪念苏联军事顾问及苏联志愿援华者，中国在下列城市建立了纪念碑：万县、重庆、南京、武汉、桂林、广州；在下列城市为牺牲者建立了烈士墓：乌鲁木齐、哈密、兰州、平凉、天水、西安、南充、成都、万县、重庆、洛阳、南京、常州、苏州、杭州、孝感、武汉、芜湖、安庆、九江、南昌、福州、长沙、邵阳、衡阳、桂林、柳州、广州。 C、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情况（注4）—-

根据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与美英盟国达成的协议，苏联在结束欧洲战役之后，立即加紧了对日本作战的准备工作。1945年5月，苏联从西线调动大批军队开赴远东地区；到8月初，苏联在远东的总兵力已达170多万人，装备5000多架飞机、50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另有苏联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舰队（俄方称阿穆尔舰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蒙古国也派出一支机械化骑兵部队参与对日作战。

日本关东军用来对抗苏军的总兵力只有24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大约75万人。另外，还有少量伪满和伪蒙的军队，以及一支小规模的空军和松花江内河舰队。在兵力和装备等各个方面，苏军都拥有绝对的优势。

1945年8月8日下午5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下达苏联对日宣战通告，并当面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8月9日零点钟声过后，苏联红军兵分4路，越过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第1路苏军会同蒙古军队，取道满洲里，越过大兴安岭，突入东北中部平原，直插长春、沈阳，切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联系；第2路苏蒙联军向承德、张家口和锦州方向进军；第3路苏军从东面突入东北中部平原，进击牡丹江、敦化地区，随后进攻吉林、长春、哈尔滨；第4路苏军从北部强渡黑龙江、乌苏里江后向齐齐哈尔、哈尔滨进军。

在几路苏军迅猛凌厉的攻势下，日本关东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不到一周，便被轻易击溃。8月14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天皇广播投降诏书。关东军全线抵抗顷刻瓦解。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命令东北日军停止作战、向苏军投降。

8月19日，苏军进占齐齐哈尔。8月20日，苏军开进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8月22日，苏军先头部队进抵旅顺、大连；23日和24日，苏坦克部队乘火车进驻旅顺、大连。

与此同时，南翼苏军也攻占了朝鲜北部的主要城市，8月24日进占平壤，不久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在攻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同时，苏军于8月11日向南库页岛发起进攻，8月28日占领南库页岛。8月15日，苏军登陆千岛群岛，由北向南依次进占千岛群岛各个岛屿。

至此，前后3周多的苏联对日作战胜利结束。在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配合下，苏军一举打垮了日本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远东战役中，苏军共击毙日军83737人，俘虏日军59．4万人，缴获坦克686辆、飞机861架、大炮和迫击炮4300门。

当然，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曾发生有组织地将不少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拆迁运回本国安装使用的奇观，以及持续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官兵在占领区对中国平民劫财掠色的疯狂现象（经我方交涉后有所好转），曾经长时期被“正史”隐而不发，随“文革”结束后，才先由东北的同胞以民间方式传扬到了关内，尔后又有一些专家学者陆续在非主流媒体撰文作了适当曝光，而笔者曾在辽东地区听取过院校教师、地方党政人士和驻军的专题介绍，并与他们有着共鸣：有的外援，不仅当时的父老乡亲吃了亏，还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无望收回的民族牺牲作代价！ 注1：根据二战研究资料。 注2：转引自董栋《苏联对华援助实录》（《决策与信息》2005年第7期）。 注3：1934年3月，中国政府派军事代表团访苏。此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双方经过多年的外交试探、接触、协商。1937年9月，中国政府再次派军事代表团访苏，向苏方陈述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及与苏联的利害关系，同苏方洽商了苏联对华军事援助事宜。注4：转引自刘志青《旧档解密：抗战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党史博览》2005 年第8 期）。注5：转引自新华社有关资料。 （2008年10月11日）

1903年，宋美龄6岁进入上海三一堂女塾就读，在111岁（1908年）时与二姐宋庆龄一起赴美国留学，先后在新泽西州萨米特镇以及乔治亚州梅肯市的皮德蒙特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1912年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即专门培养官太太的学校），1917年返回中国。 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初遇宋美龄即展开了热烈追求，两人于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的宋家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注3） 1932年，宋美龄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会长，并曾经负责当时中国空军之组建，日后被誉为“中国空军之母”。

　　1934年，国民政府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主导下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宣传新政内容，在全国范围推广喝开水、不吐痰、多识字，讲究文明卫生；秋天，宋美龄跟随蒋介石作了1个月的西北考察。

　　1935年，在宋美龄的促成下，中国成了美国武器和飞机的最大进口国。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杨虎城与张学良扣押蒋中正，实行“兵谏”，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的消息传出后，宋美龄大为震惊。她当时因正在上海养病才没有随行。闻讯后，她不顾身体不适，急忙赶回南京同政府有关人员商议解救办法。 宋美龄竭力陈说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的重要性，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推进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出险”。随后，宋美龄、宋子文等于12月15日飞往西安，代表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正式进行谈判，进展顺利，终至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偕宋美龄等人飞离西安，“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抗战爆发后的宋美龄其事（注4）： 1937年，蒋介石授权宋美龄掌握空军；宋美龄邀请陈纳德将军整顿中国空军，并且成为名义上中国空军的总司令。 1937年8月22日（“淞沪会战”时期注5），宋美龄在其外籍顾问端纳的陪同下，由南京乘车去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行至苏州郊外，突遭日本飞机扫射和炮击。司机为了逃避日军炮火，把车子速度提高到每小时60英里。因路面大都被破坏，在一个急转弯的时候正巧又有一只轮胎损坏，汽车冲进了一条水沟中。宋美龄摔断了几根肋骨，端纳也受了重伤，被送往苏州医院。（注6）

　　1938年，宋美龄的《战争与和平通讯》出版；组织妇女工厂和战时学校，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为全国妇运最高指导机关。

　　1938年影响非常大的美国《时代》周刊又把蒋介石和宋美龄作为一九三八年第一期的封面人物，评选他俩为一九三七年“世界风云人物”，指出“一九三七年，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国家是中国。在陆地，在海洋，在天空，中国人同入侵的日本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尤其是在上海，中国军队连续十三周阻止了日本人的前进。在这个关键时刻，领导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最能干的领导人蒋中正和他的杰出夫人宋美龄。

1943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更多支持和同情，宋美龄作为蒋中正的特使，于该年2月访问美国，成为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的贵宾，在白宫住了11天，其优美的仪态、高雅的风度和适度的言谈，赢得了罗斯福夫妇的敬佩。

宋美龄在此期间并完成对美国募款的任务，并于2月18日在国会发表了《战争与和平》的演说，成为第1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第2位女性（第1位是荷兰女王），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随后，宋美龄又去美国各地发表演说，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总计有超过25万人听过她的演说。 宋美龄的国会演说经由收音机转播全美，打动千千万万美国人心田的最佳证明。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至白宫（收件人是宋美龄）。 1940年3月21日，《纽约前驱论坛报》登载了宋美龄的《致美国妇女》一函，她在文中说到：“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所带来的恐怖，已经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沦为牺牲品。如果人们能注意到她们的悲痛，眼泪以及她们被烧毁的房屋所冒出的黑烟，那么美国妇女一定会在震惊之余，立即认识到这场正在威胁文明的灾难所带来的深远后果。……假如过去曾有过远方战鼓震动的威胁，现在……只有通过联合行动，至少从经济上，才有可能阻止自由和正义的民主思想趋于崩溃，才能使美国，特别是弱小和不幸的民主国家免遭所谓‘不可预测的危险’”。

当时，美国朝野对日本空袭珍珠港和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所遭受的重创还记忆犹新，所以对中国艰苦抗战的英勇表现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他们把这种敬意集中表达在对宋美龄的欢迎上。加以宋美龄有着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背景，美国人觉得这是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香蕉人，油然而生出一种自豪感。

因此，美国一时掀起了“宋美龄热”，传播媒介大量报导她的行涵，许多杂志以她的肖像作为封面。她所到之处，人们鼓掌欢呼，慷慨捐款，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美国国会更顺势废除实行已有60年恶名昭彰的“排华法案”，提高美国华人的地位。接着，宋美龄又去加拿大访问，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对此，国际研究二战的人士评价说：“宋美龄历时7个月的新大陆之行，获得圆满成功，为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最佳国际环境。” 1940年4月18日，宋美龄偕宋霭龄、宋庆龄到重庆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并由NBC广播网向美国全国转播，这是宋氏三姐妹重要的一次对外宣传活动。宋霭龄首先发言，她在演讲中用充满感激之情的口吻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敌行为，强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抗战的信念，她还回忆了自己在美国生活、学习时留下的美好感情，呼吁美国人民继续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支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等。接着，宋庆龄和宋美龄也分别作了讲演。宋氏三姐妹用流利的英语向美国人民作演讲，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为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起了促进作用。 1942年2月，宋庆龄陪同蒋介石访问印度，他们拜会了圣雄甘地、尼赫鲁、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勋爵，她还于21日在加尔各达电台亲自用英语广播了《告印度人民书》，宣传中国抗战，并对印度人民争取独立运动表示理解和同情，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和好评。 1943年7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方首脑高峰会晤的“开罗会议”。会议本来全是男人们的天下，惟独宋美龄“母仪开罗”，与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三巨头高峰会变成四巨头会议。有人说她的穿着、谈吐和举止是会场附近的金字塔和人面狮身像以外的最生动、最鲜活的形象。中国代表团重要成员虽皆能操英语，但宋美龄嫌他们“无法转述委员长思想的全部意义”，常亲自重译蒋的声明和对方的谈话。 据统计，宋美龄在抗战时期的对外演讲为：对澳洲1次，对英国4次，对加拿大2次，对印度3次，对美国26次。 抗战时期，宋美龄为民国政府军缝制军服以及在医院探望国军的照片成功激起了许多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又因有许多儿童成为孤儿并流浪各地，宋美龄在国民政府的安排下，建立了许多“难童教养所”，仅在皖南国统区就有四、五个之多。难童们在教养所至少可以免费吃到饭，除了读书，还学会了不少抗战歌曲。据有人考证，如这种积德的事，在二战期间的各国还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的表现：签于“正史”对毛泽东此期的历史介绍是早已广而告之，本篇谨取从略方法，并表明一个态度：官方和民间研究领域对他在抗战期间的研究成果、进展与评价尚未能充分公诸社会，所以其功过并非业已“盖棺论定”！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的讲演、著述，均在陕北地区作为，又系1949年以后的原因，社会所了解的内容就可分1949年前、1950年以后、1965年以前、1966年以后、1980年以后、1989年以后的不同版本，请看官恕我不再在此详举。 宋美龄的《战争与和平》演讲（注7）： 1943年宋美龄应美国副总统邀请，2月18日在美国国会用英语做了即席演说（讲演全文取自美国国会记录，1943年,1080-1 081页）—- 议长先生，美国参议院各位议员，女士们、先生们！
受到诸位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热情与真诚的欢迎，令我特别感动。但预先我并不知道今天要我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只以为到此说声“大家好，很高兴见到诸位！”并向贵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问候就行了。然而，来到此地之前，贵国副总统告诉我，他希望我向各位说几句话。
　　我并不擅长即席演说，实际上根本称不上演说家；但我不会因此而怯场。因为前几天我在海德公园参观总统图书馆，在那里看见的一些实物鼓励了我，让我感觉各位或许不会对我的即席演说要求过高。各位知道我在那里看到什么吗？我见识了许多，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莫过于一个放着总统先生（注：即罗斯福总统）演说草稿的玻璃柜子，里面的草稿从第一份、第二份……一直到第六份草稿！昨天，我碰巧向总统先生谈起这事，我说我很高兴知道，以他如此知名又公认一流的演说家，还必须写这么多草稿。总统先生回答，有时他一次演说得写12份草稿！因此，今天本人没有做草稿就在此即席演说，我想各位一定会谅解的。
　　贵国和我国之间有着160年悠久历史的友谊，我觉得贵国人民和我国人民有许多相似点，而这些相似点正是两国友谊的基础，我也相信并非只是我有这样的感觉。
这里，我想讲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一信念。
　　杜利特尔将军和部下驾着远程飞机一道去轰炸东京，回程时有些美国子弟兵不得不在我国内陆跳伞。其中一人后来告诉我，他被迫从飞机跳伞，踏上我国土地时，看到当地居民跑向他，他就挥着手，喊出他会说的唯一中国话：“MEIGUO！MEIGUO！”也就是美利坚AMERICA的意思，（掌声）美国在中国话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这个大男孩说，中国人听了都笑起来，拥抱他，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他还告诉我，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感觉他已经回到了家！而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掌声）
　　我来到贵国时还是个小女孩，我熟悉贵国人民，我们共同生活过。我成长的岁月是和贵国人民一起度过的，我从小使用你们的语言，我想的跟你们一样，讲的也跟你们一样。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也感觉我好像回到家了。（掌声）
　　不过，我相信不只是我回到家，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会用你们的语言跟你们说话，或是你们能了解我们的语言，他们会告诉你们，根本而言，我们都在为相同的理念奋战！（激动的掌声如雷）；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也就是贵国总统向全世界提出的“四大自由”：自由的钟声、联合国自由的钟声，和侵略者的丧钟，响彻我国辽阔的大地。（掌声）
谨向各位保证，我国人民深愿也渴望为实现这些理想和贵国合作，因为我们希望这些理想不会流于空谈，而是将成为我们、我们的子孙、和全世界的现实！（掌声）
我们如何实现这些理想？我想，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我刚想起的小故事。各位知道，中国是文明古国，有五千年历史。我们被迫从汉口撤退，转入大后方继续抗战的时候，蒋委员长和我经过前线长沙。一天我们上衡山，那里有一处名胜古迹叫做“磨镜台”，有两千年历史。诸位也许有兴趣听一听这历史文物的故事。
　　两千年前，台址旁有一座古寺庙。一名小和尚来此修行。他整天盘腿坐禅，双手合十，念念有词““阿弥佗佛！阿弥佗佛！阿弥佗佛！……”他唱念佛号，时刻不断，日复一日，因为他希望成佛。
　　寺庙的住持老和尚于是也跟着拿了砖去磨一块石头，时刻不断地磨，日复一日地磨。小和尚有时抬眼瞧瞧老和尚在做什么？住持只是一个劲地拿砖磨石。终于有一天，小和尚忍不住问住：“大师，您每天拿砖磨石头，到底为什么呢？”住持答：“我要用这块砖做镜子。”小和尚说：“可砖块是做不成镜子的呀！大师。”“没错”住持说，“就像你成天光念阿弥佗佛，是成不了佛的。”（掌声）
　　因此，朋友们，我觉得，我们不但必须有理想，不但宣告我们有理想，还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落实理想。（掌声）
　　所以，我要对诸位参议员先生，以及旁听席上的女士们先生们说，如果没有大家的积极协助，我们中国人无法落实这些理想。诸位和我都必须谨记“磨镜台”的教训。
非常感谢大家。（全场掌声，全体议员与来宾起立。） 一个网友评价毛泽东与宋美龄各自在抗战中的作用（注8）： “抗战的胜利,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争取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大量的物质援助。在这上点上，宋美龄功不可没。抗战不是靠人命的堆积、简单的如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就能取得胜利的。 两国之间战争归根到底拼得是国力，是经济。如果没有能源、作战物资做保证，如果枪炮里没有子弹、弹药，如果飞机、坦克、汽车里没有汽油，如果负伤的战士没有医药的救治，如果没有物资的依靠是打赢不了这场战争的。认为靠小米加步枪、靠人命抢夺敌人的武器就能取得胜利，那是一种简单甚至是愚蠢的思维逻辑。” ★ ★ ★ ★ ★ 我之所以将毛泽东与宋美龄在抗日战争中的各自表现用在一文作简介，无非说明一个铁的事实：前者并不是中华民族的抗战领袖，而后者为了抗战事业经常往返前线、仅在“武汉会战”（注9）之际就有几次险些捐躯沙场的尘封故事。注1、注4：引自宋美龄研究资料。注2：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澍是中国海南文昌县人，曾经担任美南监理会（今卫理公会）的牧师、后离开传教职务经营出版业致富，母亲倪桂珍则出身上海本地的富裕家庭（其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明末大学士徐光启）。宋美龄是兄弟姊妹6人中第4个出生的，2个姐姐宋霭龄、宋庆龄分别比她年长8岁和4岁，哥哥宋子文比她年长3岁，2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则分别比她年幼2岁和9岁。

注3：此婚姻曾被一语双关的称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1930年，在宋美龄的促使下，蒋介石在上海虹口昆山路景林堂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1931年，美国《时代》美国版封面人物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注5：淞沪（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