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国际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情况（中） A、苏联的援助： 作为近邻，苏联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既有过与侵华的日本有过自私的交易，也有着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记录。 a、中苏关系和中、苏、日三角关系概况（注1）
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
苏联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遂成为中国在抗战初期的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
苏联还曾派苏联航空志愿队直接参加对日空战，不过因素质的差距，结果并未能阻止日本取得中国境内的制空权。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联与日本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武装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又在中国领土诺门坎（今中蒙边境）再发生武装冲突，而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苏联继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和日本在1941年4月13日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因而该条约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
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离去，并破例与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了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有效期为5年）。至此，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然而，日苏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潜在的敌人。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用（迄今还有中国人因为这些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又支持了白俄的反苏活动，而苏联也支持、庇护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活动。 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悉数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半岛北部。 b、苏联支持中国抗战的情况（注2）： 1937 年7 月14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献时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 为声援中国抗日，苏联党政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了积极评价；苏联外交代表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呼吁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苏联各族人民纷纷写信慰问中国抗日军民，表示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有关宣传机构及时传播中国抗战的消息，并举办展览等。同时，苏联还从物资、贷款、军事人员等方面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苏联援助中国抗战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进入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国际法西斯势力不断恶性膨胀，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这对苏联从东、西两线同时构成威胁。此时的日本，不仅要称霸东亚，而且还觊觎苏联的西伯利亚。苏联在此情况下，积极援助中国抗日以牵制日本，准备全力对付更加危险的德国可能发动的侵苏战争，就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了。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宣布恢复20年代末以后一度中断的外交关系，并就对日的双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频繁接触。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定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同年9月以后，苏联援华军事物资开始陆续运往中国。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中国抗战形势更加险恶。中国政府呼吁美、英、苏等国家给予援助。 1938年5月10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明确保证：“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正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
应中国政府邀请，自1937年11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仅武汉抗战期间，援华苏联军事专家达3665人，军事顾问200多人，在中国服务的苏联总人数约5000人（含志愿飞行人员）。参与援华的军事顾问中，包括苏联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朱可夫、巴季茨基、崔可夫、雷恰戈夫、日列加夫等苏联元帅和将军。 仅1938年5月至8月的武汉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9次并肩作战，共击落日机62架，给日空军以有力打击。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等15名空中勇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国抗战初期，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注3）—- “首先，苏联对抗战的援助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有示范作用。在当时德、意、日邪恶轴心已经形成的形势下，建立广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首要任务。然而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多次呼吁美英等国给予援助均遭拒绝。相反，美国还大量供应日本各种原料和军用物资。而苏联政府则在正确分析国际战略格局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趋势，排除了狭隘民族主义偏见，以实际行动反对了绥靖主义政策。既维护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又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并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树立了榜样。
其次，苏联在抗战初期的对华支援，不仅从精神上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而且对中国抗战从整体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军巨大的有生力量，赢得了时间，挫败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苏联顾问在抗战初期重要会战中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为我军制定作战方针和计划起了一定作用。大批苏联空军志愿人员的直接参战，对中国空中作战产生了积极影响。
苏联对华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使中国紧紧缠住日本，使其不能北进，防止由此导致日本对苏联进攻。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始终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1939年起苏联开始放慢援助计划执行速度。1941年4月13日，苏联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实际上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的抗战也支援了苏联。中国死死拖住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挫败了日本“北进”计划。日军1938年7月之所以放弃对苏作战的张鼓峰进攻计划，一方面是由于进攻失败，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中国的英勇抗战。”
c、苏联军事顾问的对华援助情况（注4） 为了提高苏联援助的效果，同时也为了应付抗战的紧迫局面，国民政府请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来华指导。在此背景下，苏联军事顾问开始来到中国。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英、法、德、意等国在中国也有军事顾问。其中，以法尔肯豪森将军为首的德国顾问团有30 多人。他们为国民党训练军队、指导作战，主要任务是对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扩大，德国为加强同日本的关系，以保持中立为由，决定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及其他专家。但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暂时还未撤离，仍然滞留在中国。 国民政府既不希望同上述国家断绝军事外交关系，同时又希望苏联军事顾问担负起指导中国抗战的重要使命。而苏联在支援中国的同时，也不希望影响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因此，苏联军事顾问来华后，对外一律以军事外交官的身份活动。
1937 年11 月末，德拉特文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的身份来华，开始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一上任就建议中国军队必须由消极防御转入积极防御，使外交上听惯妥协、退让，军事上听惯撤退建议的国民政府感到耳目一新。蒋介石请求德拉特文根据他自己的设想，建立以苏联人为主的新的军事顾问体系。 德拉特文根据他自己的军事素养和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建议除在中央军事机关设立军事顾问外，在各战区、一些集团军和各军、兵种也设立军事顾问。 1938 年，苏联在华军事顾问体系正式建立，至1942 年初，在华苏联军事顾问先后任职的基本情况如下： 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 （1937年 11月—1938年 8月 ）、切列潘诺夫1938年 8 月—1939年11月 ）、 卡恰诺夫 (1939年1月 —1940 年12 月）、崔可夫(1940年 12月—1942年2月 ）。 各军、兵种的首席顾问：1 空军：日加列夫、特霍尔、阿尼莫西夫、波雷宁、罗加乔夫、赫柳金。2 ．工程兵：卡利亚金、巴布罗夫、科瓦廖夫。3 ．坦克兵：别洛夫、切斯诺科夫。4 ．炮兵：戈卢别夫、塔邦钦科、希洛夫。中央机关和各战区首席顾问：阿尔费罗夫、阿利亚布舍夫、巴季茨基、别列斯托夫、鲍勃罗夫、博戈柳博夫、瓦西里耶夫、康斯坦丁诺夫、帕宁、雷巴尔科等。援华空军志愿队：领队雷恰戈夫，政治委员雷托夫。 苏联军事顾问都是功勋卓著的军中英雄—派遣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都参加过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都是苏联军队中职务较高的优秀指挥员，此外几任军事总顾问在此之前都曾到过中国。他们中有如：崔可夫，1940 年12 月至1942 年2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后被授子苏联元帅军衔；日加列夫，1937年至1938 年担任中国空军顾问，后被授子苏联空军主帅军衔。德拉特文，1893 年生，参加过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1925 年第一次来华，在黄埔军校讲授通信课程，后任国民革命军通信顾问，1937 年11 月至1938 年8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从1915年5 月起在沙俄军队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时期，在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参加作战， 1923 年第一次来华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助手，随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战争。1938 年8 月至1939 年11 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崔可夫, 1900 年1 月31 日生。在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外国武装干涉战争期间，因作战英勇荣获红旗勋章2 枚，1927 年秋第一次来华任黄埔军校顾问。从1929 年至1940年先后任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首长进修班主任、机械化旅旅长、步兵第五军军长、集团军级集群司令、第四集团军司令、第九集团军司令，1940 年12 月至1942 年2 月来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 各军、兵种、战区军事顾问也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如：巴季茨基 , 来华前历任排长、连长、总参谋部特别事务协理军官、摩托化旅参谋长和师参谋长。苏德战争爆发前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博戈柳博夫 , 参加过苏俄国内战争，在东部战线和高加索战线作战，1938 年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并留校任主任教员。苏德战争爆发前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日加列夫 , 1919 年参加红军，1934 年至1936 年任航空兵大队长和航空兵旅旅长，1937 年至1938 年率领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作战并担任中国空军顾问，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斯柳萨列夫 , 1938 年5 月至1939 年2 月在中国担任轰炸机指挥员，并亲自参战；赫柳金, 1932 年参加苏联红军，1936 年至1937 年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任轰炸机飞行员、航空兵中队长，因作战勇敢获红旗勋章。1938 年，任援华志愿空军航空兵大队长、轰炸机群群长。因完成任务出色，1939 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蒋介石就曾说过：苏联顾问到来后，中国军队打仗比以前打得好了—-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由于对苏联的依赖，比较尊重其在华军事顾问，对他们的建议也比较重视。苏联军事顾问则凭借其特殊地位，在制订军事方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京失陷之前，国民党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主张南京不应设防，免遭更大的战火破坏，以蒋介石为首的则主张坚守。南京失陷后，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政府中吠“踏步后撤”的意见又占了上风，不仅民间工厂纷纷迁往西南，国民党军队也大批转移。德拉特文来华后，建议中国军队必须由消极防御转入部分反攻。为迟滞日军的进攻，掩护党政机关和民间工厂撤退，苏联顾问建议利用大别山、都阳湖和长江两岸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进行武汉会战。 国民政府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以长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的第九战区，共130 个师及海、空军各一部，约100 万人投入会战。 从1938 年6 月至10 月，武汉会战持续4 个月之久，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战略转变的重要一役。在战术方面，苏联军事顾问针对国民党军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正确的指导。国民党军的建设，长期以德国、日本军队为蓝本，强调阵地战、击溃战、决战。 由于中国军事力量薄弱，既要积极抗击日军，又要保存实力，不能拼消耗，因此，传统的战术必须适应新的战争形势的变化，必须进行改进。 切列潘诺夫认为，对付日军的进攻，战术上应该虚实结合，以智为上策，反对单纯的“堵塞”。与其在日军可能通过的狭窄地段上设防，以一部分部队与敌人作战，而另一部分部队则消极地等待“轮战”，不如以一部分部队正面阻击敌人，另一部分部队则迂回设伏，然后实施反突击。 国民党军队在南昌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中运用这一战术，获得成功。尤其在长沙会战中，日军虽然发起三次进攻，但都被国民党军击退。
在制订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中，苏联军事顾问发挥了主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大小战役、战斗，几乎都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 援助国民政府的苏联军事顾问不仅起到参谋、咨询的作用，而且还直接参与制订作战计划和协助指挥了一些重大战役。据可查资料表明，1939 年至1941 年的三次长沙会战、1941 年下半年准备发起的宜昌战役，均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策划或指挥。 为了持久抗战，苏联军事顾问特别重视国民党军的军队建设，首先指导整顿了指挥体制。抗战开始后，大大小小的各路军阀虽然暂时统一于中央政府，但长期形成的封建割据积重难返。 当时，国民党军内既有中央系，又有地方实力派，内部隔阂很深，无法统一指挥，抢占地盘的事件时有发生。切列潘诺夫建议改组军队，使各军兵种、各战区协同作战，全部服从统一的指挥部署。经过整顿，初步改变了国民党军一盘散沙的状况，使国民党军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增强了抗日力量。
接着，苏联军事顾问指导整顿了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日军大举进攻时，国民党苦心经营多年的特务组织失灵，部队打仗往往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一样，处处被动，步步危急。切列潘诺夫有鉴于此建议，必须尽快加强军队的情报工作，尤其是需要采取侦察行动，不断骚扰日军。经过增加经费、培训人才、重新编组，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较有成效地运转起来，保证了作战的需要。 苏联军事顾问还亲自在军校任教和深入基层训练部队。当时著名的训练基地有兰州、湘潭两地。1938 年以前，苏联志愿飞行员在中国基本上是驾机单独作战，后来在苏联教练员的帮助下，训练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顺利。到1939 年夏，经过苏联教练员训练的中国飞行员有1045 人，领航员81 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 人，各种航空技术人员8354 人。 抗战期间，经苏联顾问直接训练或教授的中国军人约有9 万人。鉴于中国空军飞行员逐渐成熟，后来在对日空中作战采取中苏混合编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如1938 年在武汉进行的三次空战，是中苏空军最早的几次配合，击落日军飞机47 架。至1940 年，中苏空军又并肩在信阳、岳阳、杭州、南昌、南宁、广州、台北等地成功地进行了多次空战。 苏联军事顾问为促进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双方的阶级矛盾并没有消除，只是阶级矛盾暂时服从了民族矛盾而已。所以，在同日军作战的同时，国民党军经常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和抗日武装制造摩擦。尤其在战略相持阶段，随着频频泛起的反共浪潮，军事摩擦更是屡屡发生。
苏联政府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主要是出于国际惯例，因为国民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政府。在整个抗战期间，“为维护抗战大局”，它的确没有直接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物资援助。 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苏联政府及其在华军事顾问则进行了抵制和反对，如“皖南事变”发生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立即拜会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崔可夫也马上约见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人，对国民党军向新四军发动进攻表示极大的愤慨。
不要忘记苏联军事顾问的抗战援助—-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苏联顾问英勇无畏、不辞劳苦，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纪念苏联军事顾问及苏联志愿援华者，中国在下列城市建立了纪念碑：万县、重庆、南京、武汉、桂林、广州；在下列城市为牺牲者建立了烈士墓：乌鲁木齐、哈密、兰州、平凉、天水、西安、南充、成都、万县、重庆、洛阳、南京、常州、苏州、杭州、孝感、武汉、芜湖、安庆、九江、南昌、福州、长沙、邵阳、衡阳、桂林、柳州、广州。 C、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情况（注4）—-
根据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与美英盟国达成的协议，苏联在结束欧洲战役之后，立即加紧了对日本作战的准备工作。1945年5月，苏联从西线调动大批军队开赴远东地区；到8月初，苏联在远东的总兵力已达170多万人，装备5000多架飞机、50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另有苏联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舰队（俄方称阿穆尔舰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蒙古国也派出一支机械化骑兵部队参与对日作战。
日本关东军用来对抗苏军的总兵力只有24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大约75万人。另外，还有少量伪满和伪蒙的军队，以及一支小规模的空军和松花江内河舰队。在兵力和装备等各个方面，苏军都拥有绝对的优势。
1945年8月8日下午5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下达苏联对日宣战通告，并当面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8月9日零点钟声过后，苏联红军兵分4路，越过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第1路苏军会同蒙古军队，取道满洲里，越过大兴安岭，突入东北中部平原，直插长春、沈阳，切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联系；第2路苏蒙联军向承德、张家口和锦州方向进军；第3路苏军从东面突入东北中部平原，进击牡丹江、敦化地区，随后进攻吉林、长春、哈尔滨；第4路苏军从北部强渡黑龙江、乌苏里江后向齐齐哈尔、哈尔滨进军。
在几路苏军迅猛凌厉的攻势下，日本关东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不到一周，便被轻易击溃。8月14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天皇广播投降诏书。关东军全线抵抗顷刻瓦解。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命令东北日军停止作战、向苏军投降。
8月19日，苏军进占齐齐哈尔。8月20日，苏军开进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8月22日，苏军先头部队进抵旅顺、大连；23日和24日，苏坦克部队乘火车进驻旅顺、大连。
与此同时，南翼苏军也攻占了朝鲜北部的主要城市，8月24日进占平壤，不久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在攻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同时，苏军于8月11日向南库页岛发起进攻，8月28日占领南库页岛。8月15日，苏军登陆千岛群岛，由北向南依次进占千岛群岛各个岛屿。
至此，前后3周多的苏联对日作战胜利结束。在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配合下，苏军一举打垮了日本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远东战役中，苏军共击毙日军83737人，俘虏日军59．4万人，缴获坦克686辆、飞机861架、大炮和迫击炮4300门。
当然，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曾发生有组织地将不少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拆迁运回本国安装使用的奇观，以及持续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官兵在占领区对中国平民劫财掠色的疯狂现象（经我方交涉后有所好转），曾经长时期被“正史”隐而不发，随“文革”结束后，才先由东北的同胞以民间方式传扬到了关内，尔后又有一些专家学者陆续在非主流媒体撰文作了适当曝光，而笔者曾在辽东地区听取过院校教师、地方党政人士和驻军的专题介绍，并与他们有着共鸣：有的外援，不仅当时的父老乡亲吃了亏，还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无望收回的民族牺牲作代价！ 注1：根据二战研究资料。 注2：转引自董栋《苏联对华援助实录》（《决策与信息》2005年第7期）。 注3：1934年3月，中国政府派军事代表团访苏。此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双方经过多年的外交试探、接触、协商。1937年9月，中国政府再次派军事代表团访苏，向苏方陈述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及与苏联的利害关系，同苏方洽商了苏联对华军事援助事宜。注4：转引自刘志青《旧档解密：抗战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党史博览》2005 年第8 期）。注5：转引自新华社有关资料。 （2008年10月11日）